1929年11月7日，清晨六时。
    柏林蒂尔加滕区通往柏林展览中心的道路两旁的路灯还亮著，昏黄的光晕里，可以看见道路两旁每隔五十米便竖起的红旗，在十一月的薄雾中静静垂著。
    六点三刻，第一批代表乘坐的大巴从各接待酒店出发。
    三十七国，六百二十七名正式代表，加上隨行人员、记者、技术观察员，总人数超过一千二百人。
    这支庞大的队伍，將从柏林城的各个角落匯向城西那座会展中心。
    会展中心的主体建筑是一座长二百四十米、高三层的钢架结构大厅，外立面覆以浅灰色花岗岩，正门上方镶嵌著六米高的铜字：
    “全世界无產者，联合起来！”
    七点四十分，斯诺隨著车队抵达广场。
    韦格纳主席特批的记者证让他可以进入所有公开区域。
    下车时，斯诺看见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不同肤色，不同服装，不同语言的交谈声匯成一片低沉的嗡嗡声，在十一月的晨空里盘旋。
    斯诺站在广场边缘，他望著那座建筑，望著建筑上方那些正在被朝阳一寸寸镀亮的铜字，望著广场上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面孔。
    八点整，展览中心的巨型铜门缓缓打开。
    开幕式在主展厅中央的圆形大厅举行。
    这座大厅直径六十米，挑高二十米，穹顶是钢架与玻璃构成的光井，十一月的天光从上百块菱形玻璃倾泻而下，在灰色水磨石地面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斑。
    主席台设在正北侧。
    台上只摆著一排长桌，铺著暗红色的桌布。
    八点二十分，七位主席团成员入座。
    斯诺在记者席上举起望远镜。他认出了韦格纳——坐在正中，深灰色制服，没有戴任何勋章或徽章，只在左胸袋上別著一枚小小的红旗徽章，那是德共党员的標誌。
    他两侧坐著六个人：蔡特金、台尔曼、施密特、克朗茨，以及两位来自法国和义大利的兄弟党领导人。
    八点三十分，克拉拉·蔡特金站起身，走向讲台。
    全场安静下来。
    “同志们。”
    “十几年前年前，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们可以这样站在这里呢？
    公开地、合法地、以主权国家代表的身份，匯聚在柏林，討论人类的未来呢？”
    “今天我站在这里，我百感交集，我想说，革命不是一次性的节日，是漫长的建设。
    今天这个大会，就是我们建设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不是空想，是科学。
    今天这个大会，就是科学的见证。”
    八点四十五分，第一位外国代表走上讲台。
    他来自法国，是巴黎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四个月前，我还在巴黎地下印刷所里刻蜡纸。
    三个月前，我拿著枪和同志们一起衝进波旁宫。
    两个月前，我作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签署了第一批土地国有化法令。”
    “今天，我站在这里。”
    “这不是因为我有多么了不起。
    是因为在巴黎的街垒后面，在里昂的工厂里，在马赛的码头上，有成千上万的法国工人和我们站在一起。
    他们用血肉之躯堵住资產阶级军队的枪口，用罢工的汽笛淹没反动政客的叫囂，用选票把我们的代表送进市政厅。”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
    “今天，法兰西的资產阶级流亡政府只剩下几个在伦敦酒店里喝下午茶的老头子，互相安慰说『这只是暂时的挫折』。
    他们还在等——等我们犯错，等我们分裂，等我们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他抬起右手，指向主席台上那幅世界地图。
    “他们等不到的。”
    “因为我们会记住。记住巴黎公社的教训，今天这个大会，就是我们的一步。
    掌声再次响起。
    九点整，义大利代表上台。
    他的名字斯诺没有听清，只记得他自我介绍时说“我是米兰机车车辆厂的扳道工”。
    他穿著蓝色工装，手里没有讲稿，就那么站在讲台中央。
    “两年前，”他说，
    “我们还在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棍子底下喘不过气来。
    党卫队半夜敲门，工会被查封，左派报纸停刊，同志们一个个失踪。
    那时候谁能想到，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站在这里，说义大利已经统一，说社会主义的旗帜从米兰飘扬到那不勒斯？”
    “我们做到了，不是因为我们会打仗——虽然我们確实学会了。我们做到了，是因为北意的工人同志们打进米兰时，南意的农民同志们发动了起义。
    是因为德国同志们送来的不只是武器，是经验，是信念，是告诉我们这条路走得通的活生生的例子。”
    他抬起手，指向台下某个方向——那里坐著德国代表团的席位。
    “谢谢你们，德国同志们。”
    德国代表团的席位上，有人站了起来。紧接著是第二个，第三个。
    整个德国代表团都站了起来。
    掌声变成欢呼。
    九点二十分，波兰代表。
    他叫瓦迪斯瓦夫·科瓦尔斯基，四十岁上下，头髮已经花白，戴著那副镜片很厚的圆框眼镜，看起来更像中学教师，他確实也是一名中学教师——战前在华沙一所工人子弟学校教歷史和地理。
    “波兰的情况和法国、义大利都不一样。”
    他的声音温和而沉稳，
    “我们没有经歷巴黎那样激烈的巷战，没有义大利那样南北对峙的武装统一。
    我们是走了一条更慢、更复杂、更需要耐心的路。”
    “1927年春天，波兰的危机差点演变成彻底的战爭。
    那时候边境上炮口对炮口，列车运著士兵往前线开，空气里都是火药味。
    但最后，战爭还是没有打起来。
    为什么？不是因为哪一方突然爱好和平了，是因为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不愿意互相开枪。
    是因为我们和苏联、德国同志们在边境上悄悄建立的联络站，用传单、用广播、用地下报纸，告诉双方的士兵：
    对面的人不是敌人，是和你一样的兄弟。”
    台下有人轻轻鼓起掌来。
    “这条路也许不如巴黎起义那么壮烈，不如义大利统一那么传奇。但它是一条更宽阔的路，可以让更多的人一起走。”
    下一个代表是来自英国的同志。
    他上台时步伐很快，他是罢工集会的常客——英国总委员会刚刚组织的全国性罢工示威，他是主要组织者之一。
    “同志们，”他的声音洪亮，
    “我站在这里很惭愧。因为英国是今天上台发言的代表国家里，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之一。”
    台下有人发出善意的笑声。
    “但我不气馁。”他说，
    “因为英国也是今天在座的国家里，工人阶级最有经验、最懂得组织、最善於和资產阶级周旋的国家。
    我们有一百年的工会运动史，有宪章运动的遗產，有数不清的罢工、示威、谈判、妥协、再斗爭积累下来的智慧和韧性。”
    他停顿了一下。
    “你们知道英国政府现在最害怕什么吗？
    不是我们手里的传单，不是我们嘴里的口號，是我们正在学会的——如何合法地占领阵地。
    他们在议会里通过《反煽动叛乱法》，我们就组织宪法讲座，告诉工人哪些活动是合法表达诉求；
    他们派警察镇压罢工纠察线，我们就组织法律援助基金，把每一个被捕的同志保释出来，然后公开审讯，让法庭变成揭露他们虚偽的讲台。”
    他笑了笑。
    “英国资產阶级统治了几百年，什么阵势没见过？
    但他们没见过这样的阵势：
    工人阶级用他们的法律、他们的程序、他们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一步一步地把他们逼到墙角。”
    “这个过程可能还要很久。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但没关係，我们等得起。
    因为每等一天，我们的人数就在增加；每等一天，他们的报纸就在减少读者；每等一天，歷史的天平就向我们的方向多倾斜一度。”
    “英国同志们不会让你们等太久！”
    掌声如雷。
    苏联代表也上台了。
    这位代表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他是列寧的老战友，1905年革命的亲歷者，內战时期的红军政治委员。
    “同志们，”他说，
    “我代表联共（布）中央和全苏工会，向大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
    “当我们的国家刚刚从內战废墟上站起来时，谁能想到，今天我们可以和这么多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坐在一起，討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问题？
    那时候我们连电都没有，工厂里用木炭车床，农民用木犁耕地。
    今天，我们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已经併网发电，我们的拖拉机厂年產三万台，我们的工人现在每周可以休息一天，每年有带薪休假。”
    “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是国际主义精神的果实。”
    “今天，轮到我们了。”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
    “当法国同志需要支援时，我们的火车满载粮食开往里昂。
    当义大利同志需要我们时，我们和德国的同志们就越过阿尔卑斯山和他们並肩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