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二十分，赫尔曼·贝克尔像往常一样推开报刊亭的木製窗板。
    六平方米的狭小空间，三面摆满报纸杂誌，收银的铁盒放在最顺手的位置——赫尔曼闭著眼睛也能完成清晨开张的全部动作。
    但今天他的手在半空中停了一下。
    晨报送来了。分量比平时重了不止一倍。
    送报的学徒骑著自行车一头扎到窗板前，车后座捆著鼓鼓囊囊的帆布袋，袋口没有扎紧，露出厚厚一叠还散发著油墨味的新报纸。
    “贝克尔同志！”
    学徒喘著粗气，
    “今天所有报纸都加页了！印刷厂昨晚通宵赶工，头版全是林茨的事！”
    赫尔曼接过那叠报纸，第一眼就看见了《柏林人民报》的头版通栏標题。
    字號比他记忆中任何一次都大，粗黑体，占去整版上方三分之一的空间。
    “林茨反革命暴乱案全伙落网——四十八小时雷霆清剿，四十三名袭击者无一漏网”
    副標题用小两號的字体：
    “內务部特別调查组七十二小时破案，台尔曼亲赴一线指挥”
    “迈尔同志脱离危险，各界群眾自发慰问”
    “冯氏家族犯罪网络覆灭：旧贵族残余二十年地下活动终结”
    他怔了几秒，然后迅速把成捆的报纸搬到亭子外的陈列架上。
    七点三十五分，第一位顾客来了。
    那是个穿蓝色工装的年轻人，骑著自行车在报刊亭前剎住，一条腿支在地上。
    赫尔曼认得他，是斜对面电气厂装配车间的，每天这个点上班路过都会买一份《人民报》，风雨无阻。
    “老规矩？”赫尔曼伸手去拿报纸。
    “今天多加一份。”年轻人说，
    “《红旗报》和《新青年》也要。”
    他接过三份报纸，没有像往常那样立刻捲起来塞进车筐，而是就著自行车把展开《人民报》头版，低头读了起来。
    第一行读完，他抬起头。
    “四十八小时……”
    他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什么？”赫尔曼没听清。
    “四十八小时，四十三个人全部落网。”年轻人把报纸举近了些，逐字读著导语，
    “重伤市委第一书记，武装衝击政府大楼，旧贵族、保皇党、义大利黑手党內外勾结，六年的犯罪网络……四十八小时。”
    他放下报纸，望著赫尔曼。
    “我爸是鲁尔来的。”他说，
    “1920年卡普叛乱的时候，自由军团的匪徒占领埃森，工人纠察队抵抗了三天。
    等当时的政府军来恢復秩序的时候，自由军团已经跑了。”
    他顿了顿。
    “那时候抓人，要多久？”
    赫尔曼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答案。那是九年前的事了。
    年轻人没有再问。
    他把报纸卷进车筐，蹬上自行车，匯入早晨上班的人流。
    七点五十分，报刊亭前开始排起队。
    这很不寻常。往常这个点，上班的人流像潮水一样从亭前涌过，大部分人只是匆匆一瞥，急著赶电车。
    今天不一样。自行车停下来了，脚步放慢了，人们自觉地排成一条队伍，等著从赫尔曼手里接过一份报纸。
    一个拎著菜篮的中年妇女排在第三位。她是隔壁街的家庭主妇，赫尔曼记得她平时只买《妇女画报》和每周四的生活副刊，从不看新闻版。
    “给我一份《人民报》。”
    她把硬幣数好递过来，接过报纸，站在亭边就翻了起来。
    头版中央，约瑟夫·迈尔的半身像占了三栏宽。
    那是一张很普通的证件照。
    削瘦的中年男人，花白的头髮梳向一侧，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嘴角微微抿著，看不出是在微笑还是严肃。
    照片下方是他的出生年份、入党时间、任职经歷，简简单单几行字。
    妇人盯著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他就是那个……用身体挡门的同志吗？”她问。
    赫尔曼点头。
    今晨的报导他还没来得及细读，但广播里昨夜已滚动播报了十几遍。
    妇人没有再说別的。她把报纸小心地折好，放进菜篮最上层，盖在那把芹菜上面，转身走了。
    八点一刻，队伍越来越长了。
    赫尔曼不得不让妻子艾尔娜出来帮忙收钱找零，他自己负责从架子上取报。
    艾尔娜一边收钱一边听顾客们聊天，手里的硬幣掉进铁盒发出叮叮噹噹的声响。
    “你看第三版没有？”排在最前面的退休钳工扬著手里的《红旗报》，对身后的人说，
    “涉案人员全名单，四十三个人，名字、年龄、参与角色，一个不落全登出来了。”
    “全登？”身后那个穿铁路制服的中年人凑过来，
    “以前不都说案件侦办期间不宜公开细节吗？”
    “那是以前。”舒尔茨大爷把报纸翻得哗哗响，
    “这篇通讯写得很清楚：
    共和国司法机关秉持公开透明原则，在不妨碍后续侦查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向人民群眾披露案情，接受人民监督。
    这是施密特部长定的调子。”
    “施密特？”铁路职工接过报纸，找到那行小字，默念了一遍。
    “监察部那个。”舒尔茨大爷压低声音，
    “铁面阎王。我女婿在区政府办公室当文书，说他们单位最近人人自危，光政治学习材料就发了三大本。”
    “自危什么？”旁边一个年轻人插嘴，语气有些不平，
    “又不是他们去林茨开枪杀人，有什么好自危的？”
    舒尔茨大爷看了他一眼，没有立刻接话。
    “不是怕查自己。”他慢慢说，
    “是怕自己身边有那种人，自己没发现。或者发现了，没报告。”
    八点四十分，队伍短了一些。
    上班的人流高峰过去了，但依然有三三两两的行人驻足在报刊亭前，借阅那份钉在亭外展示栏里的《柏林人民报》。
    赫尔曼没有赶他们。他用图钉把报纸四角固定在木板上，旁边还贴了一张手写的告示：
    “免费阅读”
    一个穿著旧风衣的中年男人站在展示栏前已经很久了。
    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读著第四版左下角那篇不是头版头条、却占了將近半个版面的长文。
    標题很朴素，只有五个字：
    《林茨的镜子》
    署名是“本报编辑部”——这意味著它代表的不止是撰稿人的个人观点，而是报纸乃至某种更高层面的声音。
    赫尔曼注意到那个男人，是因为他读得太久了。
    十五分钟，其他人来了又走，只有他始终站在那里，风衣领子竖起来，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扶著展示栏的边缘，像扶著讲台。
    终於，他转过身，走向窗口。
    “给我一份今天的《人民报》。”他的声音低沉，略带沙哑，
    “再来一份《红旗报》。”
    赫尔曼递过报纸。
    那人没有立刻离开。他站在亭边，翻开第四版，找到那篇《林茨的镜子》，低头读了起来。
    然后他开始读出声来。
    声音很轻，但赫尔曼和艾尔娜都听见了。
    “……林茨的枪声，击穿的不止是一位老党员的胸膛。”
    “……那四十三名暴徒的名单，也是一份关於我们自身的体检报告。”
    “……我们总以为，敌人是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是蛰伏深山的反革命残余，是潜伏在暗处的职业特务。
    我们总以为，只要我们的军队足够强大，警察足够精锐，国家安全机构足够高效，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建设社会主义。”
    “……林茨告诉我们，真正的敌人，有时就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穿著我们的制服，说著我们的套话，一笔一划地在我们亲笔签发的审批单上，盗走国家的財產，餵养旧时代的幽灵。”
    那人停顿了一下。
    “……冯·艾兴多夫处长不是一天变成叛徒的。
    他的变质，是从1923年德奥合併后留任原职开始的。
    那时候我们人手不足，经验匱乏，需要他这样的技术官僚。
    我们给他发薪金，给他评职称，给他分房子——却忘了问一问，他的心里，是否还掛著那幅威廉皇帝的画像。”
    “……这不是对他一个人的指控。这是对我们所有人——对每一个参与过、默许过、容忍过这种留用政策的人集体性的质问。”
    一阵风吹过，报纸的边角被掀起。那人用手掌按住，继续读。
    “……迈尔同志用什么战胜了冯·艾兴多夫？
    不是更高明的技术，不是更充足的经费，不是更先进的装备。
    他用的，是十一年如一日的笨功夫：
    一份一份地审阅审批单，一趟一趟地下基层调研，一个一个地找工人谈话。
    他用一双穿了五年、鞋底磨穿的旧皮鞋，走遍了林茨每一间工厂、每一个居委会、每一条巷子。”
    “……而冯·艾兴多夫处长，用四年的时间，在办公室里批走了六十万马克。”
    “……这是两种人的赛跑。一种人把办公桌安在人民中间，另一种人把办公桌变成隔绝人民的堡垒。
    一种人用双脚丈量土地，另一种人用公章丈量权力。”
    那人又停了一下。他的手指按在报纸边缘，指节泛白。
    “……林茨案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
    革命胜利，不是终点。
    旧时代的残党不会自动消亡，他们只是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说辞，换一种方式，继续腐蚀我们。
    而我们队伍里那些意志薄弱者、那些初心不纯者、那些把革命当跳板而不是归宿的人，就是他们最理想的培养基。”
    “……冯·艾兴多夫处长不是天生的敌人。
    他曾经也是社会民主党同情者，也曾在1918年革命后短暂地欢呼过新时代的到来。
    但他的欢呼，是因为他以为新时代可以让他继续保留父亲的庄园、家族的体面、贵族残余的特权。
    当发现新时代要求他放弃这些时，他心里的那座旧殿堂就坍塌了。
    他留下来了，穿著新制服，说著新套话——但他的心，从1923年那个秋天起，就再也没有走进过这扇门。”
    “……这样的人，我们这里还有多少？”
    “……这样的门，我们还有多少扇没有推开？”
    街上的人流渐渐密起来。
    买菜归来的主妇，牵著孩子去幼儿园的年轻母亲。
    有人在展示栏前驻足，读几行，又匆匆离开。
    有人买了报纸，边走边读，差点撞上电线桿。
    那个穿风衣的男人还站在那里。
    他已经读完了全文，却没有离开。他把报纸折好，塞进风衣內侧的口袋，但没有走。
    他望著展示栏上那篇已经读过的文章，望著“林茨的镜子”五个字，像望著一个需要记住很久很久的东西。
    赫尔曼终於忍不住开口。
    “同志，”他试探著问，“您……认识迈尔同志？”
    那人转过头。
    赫尔曼这才看清他的脸。
    五十岁上下，花白的鬢角，眉骨很深，眼窝里有一种专注痕跡。
    那不是一张容易流露情绪的脸。
    “不认识。”他说。
    停顿了一下。
    “但我认识冯·艾兴多夫。”
    赫尔曼愣住了。艾尔娜手里的硬幣哗啦一声掉进铁盒。
    那人把风衣领子重新竖起来，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
    “1923年，我在林茨机车车辆厂当技工。
    冯·艾兴多夫家的小儿子，克劳斯，那年二十岁，开一辆崭新的奥佩尔，经常来厂里找某个工人喝酒。没人知道他来做什么。
    我们只知道，那个工人后来辞职了，开了自己的修车铺，生意好得出奇。”
    他顿了顿。
    “那时候我以为，那是年轻人的正常交往。
    一个落魄贵族子弟，想交几个工人朋友，了解新时代。谁能想到……”
    他没有说完。
    十一月的风灌进他竖起的衣领，掀起几缕花白的头髮。
    他抬手压了压，没有再回头，慢慢走向街角，匯入那一片灰蓝色工装匯成的人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