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整风。整风是针对思想和作风，不能替代组织审查。
    我需要的是对全体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的、系统的、不留死角的背景核查和政治评估。”
    他站起来，走回窗前。
    “1923年德奥合併时，我们接收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党员档案。1924年接管原奥地利地区行政体系时，我们录用了大批旧职员。1926年义大利革命后，数百名德裔义大利革命者回国安置。
    1927年以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三国的革命同志陆续与我们建立联繫，其中有些人来德国学习、培训、交流，也有些人留下来工作。”
    他停顿。
    “这六年，我们扩张得太快了。”
    施密特没有说话。
    “不是太快的问题，”韦格纳自己纠正，
    “是边扩张、边消化、边巩固，三者没有完全同步。
    我们建立了新的工厂、新的农场、新的学校、新的医院。
    但我们没有同步教会他们如何识別一个潜伏的保皇党、一个口是心非的两面人、一个穿著共和国制服、说著共和国套话、心里却在等著旧时代復辟的资本家和旧官僚思想者们。”
    他转过身，望著施密特。
    “这是你的领域。监察与总政治部。我需要同志们拿出一个方案。”
    施密特想了想说道：
    “这和问题同志们已经做了初步设想，方案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全国各级党组织完成本单位党员档案的初步整理和缺失信息补录。
    韦格纳点头。
    “第二阶段，明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內开展专项政治审查。
    审查对象是分级分类的：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全覆盖；
    关键岗位——机要、组织、监察、公安、司法、军工、外事——全体工作人员不论职级全覆盖；
    其他普通党员採取抽样审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
    审查內容不限於歷史背景，也包括近三年工作表现、群眾评价、经济状况异常变动。”
    他顿了顿。
    “林茨案表明，冯·艾兴多夫处长这类人的腐蚀是长期、渐进、隱蔽的。
    他们不会一上来就叛变，不会直接与旧势力公开勾结。
    他们只是日復一日地在审批单上签字，在会议上沉默，在原则问题上含糊其辞。
    等我们发现时，他们已经为旧势力提供了三年的物资、资金和情报。”
    “所以审查不是抓特务。”韦格纳接过话头，
    “是识別那些已经或者正在被腐蚀的人。”
    “是的。”施密特说，“以及那些对腐蚀持默许、纵容、视而不见態度的人。”
    “第三阶段，是制度性改造。
    林茨案的教训不仅是有个坏处长被我们抓到了，更是那个坏处长为什么能在同一个岗位上连续作案四年而不被发现的问题。”
    “审批流程不透明，监督机制形式化，干部交流轮岗制度执行不到位，群眾举报渠道存在堵点，同级监察力量受制於单位主官……”
    “这些不是靠一次专项审查、一批案件查处能根本解决的。
    需要在制度层面重新设计权力运行的轨道，让权力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
    他停下来。
    “这不是明年能完成的事。甚至不是后年。可能需要五年、十年。”
    韦格纳望著窗外灯火渐明的柏林。
    五年。十年。
    1929年的秋天，他三十九岁。五年后四十四岁，十年后四十九岁。
    如果一切顺利，到那时，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將迎来它的第二十一个年头。
    他想起1923年秋天，列寧在柏林治疗时与他那场深夜长谈。
    彼时列寧五十三岁，那个夜晚，列寧同志的眼睛始终明亮著。
    “韦格纳同志，”列寧说，“你知道我这一生最害怕什么吗？”
    韦格纳没有回答。
    “不是失败。我们吃过那么多败仗，1905年、1917年七月、內战初期……失败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
    列寧的声音很轻，
    “我害怕的是成功之后的官僚化。
    是革命者变成新官僚，人民委员变成新贵族，苏维埃变成新衙门。”
    他顿了顿。
    “你知道俄国农民怎么形容旧沙皇的官吏吗？
    他们说：
    人来了，规矩变了；人走了，规矩还在。
    我们推翻沙皇，赶走地主，把土地分给农民。
    可如果有一天，工人农民推开县委的门，看见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还是那副面孔——穿著新制服，说著新套话，关起门来还是旧时代的做派。那我们的革命，到底改变了什么？”
    韦格纳从回忆中抽身。
    “那就定在大会之后逐步启动吧。”
    他对施密特说，
    “第三阶段先不急。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但你先把制度设计的框架搭起来。
    五年也好，十年也好，方向对了，就不怕走得慢。”
    施密特点头，他从桌上收起那两份材料，放回公文包，扣好搭扣。
    会议到此结束。该说的话已经说尽，该做的决定已经落地。
    施密特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时，他停了一下。
    “主席。”
    韦格纳抬眼。
    “关於林茨案，约瑟夫·迈尔同志能在专案组进驻前完成那么详尽的调查取证，不是偶然。
    他在林茨工作十一年，下属评价他要求严、话不多、从不占公家便宜。
    他住的那套公房，配给家具清单一式两份，离任时所有物品都在，只少了一把暖水壶——那是1926年他的独生女儿去维也纳上大学，他用自己的工资买来送她的。”
    他顿了顿。
    “迈尔同志的女儿名叫玛丽亚，今年二十岁，维也纳大学社会学系三年级学生，已加入奥地利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
    韦格纳没有说话。
    施密特推门出去了。
    韦格纳独自站在窗前。
    这就是他们要保卫的东西。
    不是抽象的理想，不是宏大的口號。是这些具体微小的、用一个人的一生去守护的痕跡。
    是约瑟夫·迈尔花了十一年时间在林茨街巷里的工作內容，是玛塔·贝克尔脑子里记住的一千四百户人家每一张面孔，是那个机车车辆厂老钳工在广场边缘站了很久很久、然后默默走回家的背影。
    这就是革命最终的產出：
    让千千万万这样的人，可以过上乾净、平凡、可以预见明天的日子。
    韦格纳站了很久。
    夜终於完全降临了。
    柏林夜晚清冽，远处国际大会会址的灯光正在一盏一盏亮起来。
    再过三天，六百名来自三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將匯聚在这座城市，討论科技、发展、人类的未来。
    就在这三天前的夜晚，一个叫约瑟夫·迈尔的同志刚刚从林茨中心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
    他不会出现在大会的贵宾名单上，不会在报纸头版发表讲话。
    他只是会在病床上继续批阅文件。
    韦格纳从窗前转过身，走回办公桌。
    他拿起那三页电报，最后读了一遍。然后轻轻放下，从笔筒里抽出一支红蓝铅笔，在页眉空白处写下几个字：
    “林茨案通报全国各级党委。以迈尔同志为榜样，以冯案为鑑。”
    韦格纳放下了手中的笔。
    三天后，柏林將迎接世界。
    而在这座城市东南五百公里外的多瑙河畔，一个叫约瑟夫·迈尔的人正在用铅笔写他人生中第五十一份工作报告。
    护士推门进来催他休息，他头也不抬，说：“就快写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