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里面唯一的光源就是来自桌上那盏绿色灯罩的檯灯，光线被刻意收束成一道锥形，恰好笼罩著被固定在椅子上的克劳斯·冯·艾兴多夫。
    椅子的扶手和椅腿都与地板上的钢环牢牢铆接，扶手表面裹著柔软的皮革——这不是为了防止舒適，而是为了避免被审讯者在长时间僵持中因肢体麻木而晕厥。
    內务部的审讯室从不以物理痛苦为手段。
    真正有效的工具，是时间、孤独，以及像现在这样，来自对面的沉默注视。
    海涅曼上校坐在灯光照不到的暗处，已经看了克劳斯整整四十分钟。
    通缉令照片上那张英俊的脸，此刻布满胡茬和细小的擦伤。
    左颊那块翻越河岸矮墙时留下的瘀青已经转为青紫色，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狼狈。
    克劳斯试图维持某种体面——他的脊背依然挺直，下巴微微扬起，眼神保持著挑衅的平静。
    但每隔三五分钟，他的喉结就会不由自主地滚动一次。
    海涅曼没有急著开口。
    他慢慢翻看著桌上那份刚从柏林加急送来的补充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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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劳斯·冯·艾兴多夫，二十七岁，林茨冯氏家族幼子。
    兄长汉斯·冯·艾兴多夫，市机械工业部原处长，已因物资盗卖案收押。
    父亲弗里德里希·冯·艾兴多夫男爵，涉嫌包庇、窝藏、资助反革命暴力犯罪，已於昨日完成羈押。
    克劳斯本人没有正式职业。
    档案上曾有过几次短暂的工作记录：
    1923年在父亲朋友的贸易公司见习三个月，因无故旷工被辞退；
    1925年在林茨某家银行做过半年职员，因“帐目不清”离职；
    此后没有在任何单位缴纳过社会保险。
    但这七年，他名下的房產多出两处，座驾从二手奥佩尔换成了崭新的奥地利-戴姆勒，出入的餐厅从街角小馆升级为林茨仅有的两家配有法国厨师的酒店。
    他的社交圈包括本地没落贵族子弟、旧军官协会的活跃分子、从义大利流窜来的几名“商业顾问”，以及林茨地下社会半数以上的赌场和放债人。
    海涅曼合上档案。
    “你父亲已经交代了。”
    他说。
    克劳斯的下頜微微一紧，但很快恢復平静：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父亲是个退休老人，你们从他那里什么都问不出来。”
    “他交代了1927年以来的三笔特支费。
    第一笔三万马克，经维也纳中间人转给巴伐利亚某保皇党组织，购买军火。
    第二笔两万五千马克，用於资助慕尼黑地下刊物的印刷发行。
    第三笔四万马克，用途他没有细说，但帐本上標註的时间和你那辆戴姆勒的购买日期是同一个月。”
    克劳斯沉默了。
    灯光下，他的指节微微泛白。
    “这些与我无关。”他终於开口，
    “父亲的生意我从不过问。我只是……一个没有正经工作的閒人。”
    “一个没有正经工作的閒人，”海涅曼重复道，
    “手底下养著四十三个打手，经营六家地下赌场，控制著林茨七成以上的高利贷业务，还承接来自慕尼黑、维也纳和义大利的特殊委託。
    一个閒人，嗯？”
    克劳斯没有回答。
    审讯室陷入了又一轮漫长的沉默。
    海涅曼並不著急。他有的是时间，而克劳斯没有。韦格纳主席给的72小时时限还剩十六小时，但海涅曼不需要十六小时。
    他从克劳斯闪烁的眼神和紧抿的嘴角读出：
    这个人不是硬骨头。他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適的突破口。
    门外传来轻微的敲门声。
    一名年轻审讯员走进来，將一份证物袋轻轻放在桌上，附在海涅曼耳边低语了几句。
    海涅曼点点头。他伸手取过证物袋，放在灯光下慢慢端详。
    克劳斯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追隨那个动作。
    他看不清袋子里是什么，但一种不祥的预感从脊椎尾端窜上来。
    海涅曼终於打开了证物袋。
    他从里面取出的东西，在灯光下泛著冰冷的银光——
    一支注射器。
    玻璃针筒，不锈钢针头，活塞推桿上刻著精密的刻度。
    针筒內壁残留著几不可见的透明液渍。这是一支使用过的医用注射器，但此刻它出现在审讯室的证物袋里，早已脱离了医疗用途的原意。
    克劳斯的瞳孔骤然收缩。
    他认得这支注射器。
    “这是从你城南那间公寓的暗格里搜出的。”海涅曼的声音依旧平淡，
    “和它一起找到的，还有三支密封的安瓿瓶，標籤是德文，但生產商是一个我们没听过的苏黎世公司。
    瓶內液体经实验室检测，含有高浓度的东莨菪碱和几种我们尚未完全解析的化合物。”
    他把注射器轻轻放回桌面，
    “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克劳斯的脸终於失去了血色。
    他盯著那支注射器，嘴唇翕动了两次，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海涅曼替他说了。
    “吐真剂。旧时代柏林警察局刑事技术处秘密研发的项目，后来技术流出，被一些私人机构、地下组织和某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国情报机构买走。
    这东西的作用原理並不复杂：
    降低受讯者的心理抑制，模糊意志与本能之间的边界，让人无法编造复杂谎言。
    它不会让你失去意识，反而会让你格外清醒——清醒地看著自己把最深处的秘密一句一句吐露乾净。”
    他顿了顿。
    “副作用也明確。过量使用可导致不可逆的记忆损伤、人格改变，少数案例出现永久性精神障碍。
    所以即使在旧时代，柏林刑事警察也只在极少数重大案件中，且必须获得局长以上书面批准方可使用。
    这东西一直游走在合法与非法的灰色地带，没有明確禁令，也从未被正式承认。”
    他的目光从注射器移向克劳斯惨白的脸。
    “所以，一个退休男爵的小儿子，一个自称没有正经工作的閒人，是怎么得到这东西的？
    还收藏在自己最隱秘的保险暗格里？”
    克劳斯的呼吸变得急促。
    海涅曼没有等他的答案。他从椅子上站起身，第一次走进灯光圈內，將注射器轻轻推到克劳斯视线正中央。
    “我们不想用这个。”他的语气依然平淡，却有著不容置疑的力量，
    “不是因为它不合法——我可以明確告诉你，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编第三十一条，在审理危害国家安全之反革命暴力重罪时，授权侦查机关在穷尽其他审讯手段后，可依法使用必要之特殊侦查技术。”
    他直视克劳斯的眼睛。
    “我们完全可以用。內务部不是普通警察局，林茨特別调查组不是普通审讯室。
    韦格纳主席给我的授权是72小时破案，他没有限制我採取何种手段。
    你袭击的是人民政权机关，重伤的是一位为共和国服务十一年的老同志。
    在这种情况下，对你使用你本人私藏、意图不知用於何人的药物，有什么程序上的瑕疵吗？”
    克劳斯的嘴唇剧烈颤抖著。
    “你们……你们不能这样……”他的声音乾涩嘶哑，
    “这是非法审讯……这是严刑逼供……这是侵犯人权……”
    海涅曼没有打断他。他甚至微微偏过头，像一个耐心的听眾。
    “人权。”他重复道。
    “你们共和国不是讲人权吗！”克劳斯的声音陡然拔高，夹杂著恐惧与虚张声势的愤怒，
    “报纸上不是说工人有尊严、罪犯也有尊严吗！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我要见律师！我要见国际观察员！大会就要开了，你们不能让这种事情传出去——”
    “大会召开。”海涅曼平静地接过话头，
    “是的，国际工人与劳动者科技成果大会三天后在柏林开幕。
    届时会有来自三十七个国家的六百多名代表齐聚柏林，其中至少二十人是各国主流媒体的记者。
    你选择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组织四十三名武装暴徒，衝击地方最高党政机关，重伤民选人民委员会主席。
    现在你坐在审讯室里，要求我尊重你的人权。”
    他停顿了一下。
    “你自己相信这个要求吗？”
    克劳斯像被抽掉了脊骨。他瘫软在座椅上，先前强撑的体面荡然无存。那支注射器安静地躺在灯影边缘。
    “我……”他的声音低如蚊蚋，“我不能说。说了，我父亲就完了。”
    “你父亲已经完了。”海涅曼毫无情绪地陈述事实，
    “他昨天下午在羈押通知书上签了字。你的兄长也在拘留所里。你们家族那座文化遗產庄园已被查封，一周內將正式启动国有化徵收程序，改建为林茨市第三工人疗养院。
    你的母亲已由州民政部门安置到萨尔茨堡亲属处，她未涉案，不会受到牵连。”
    海涅曼一字一句地说道：
    “没有任何人能护著你了。”
    克劳斯怔怔地听著。
    审讯室陷入漫长的寂静。
    海涅曼重新坐回暗处，点燃一支烟，等著。
    时钟指针从十点十五分走向十点三十七分。克劳斯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
    “……我说。”
    海涅曼没有动。他继续吸著烟。
    “我父亲。”克劳斯艰难地开口，“所有事……源头是我父亲。”
    他开始交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