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我们家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地產，名义上是赎买，
    我父亲那年四十七岁，前半生从没工作过一天，所有技能就是在庄园里接待客人、打猎、品鑑葡萄酒。
    他那些朋友——和他一样的男爵、骑士、没落贵族——一个接一个破產，有人把猎枪塞进嘴里，有人悄悄变卖了最后一座城堡跑去瑞士。
    父亲没有。他把剩下的土地和庄园管理权卖给了佃农，带著我们搬到林茨城边这座文化遗產庄园，靠变卖祖母的首饰维持体面。”
    “他从不抱怨。他只是每天晚上独自坐在书房，对著墙上那幅威廉皇帝画像，喝光一整瓶摩泽尔。
    我十岁那年，有天夜里被尿憋醒，下楼找马桶，透过门缝看见父亲跪在那幅画像前，额头抵著地板。他没有哭，只是跪著，很久很久。”
    海涅曼的烟燃尽了。
    “我恨过他。”克劳斯说，
    “恨他让我生在一个过时的姓氏里，恨他把我养得只会骑马、品酒、说流利的法语，却不会任何谋生技能。
    恨他让我必须不断向那些泥腿子证明，我比他们高贵。
    后来我知道，那不只是恨他，是恨我自己。”
    “我大哥汉斯是个聪明人。
    他早早就学会了低头，穿上共和国的制服，说共和国的套话，在共和国的办公室里一步步往上爬。
    父亲从不过问他做什么工作，只是每个月定期收到他送来的钱，从不问来源。
    我们心照不宣：父亲提供他那些旧时代的人脉网络，汉斯负责在体制內寻找缝隙。我？”
    “我是那个负责干脏活的人。”
    “1923年，父亲通过旧关係认识了一个从慕尼黑来的男人。
    那人自称是某位將军的副官，实际上是为一个刚被镇压的保皇地下组织筹集经费。
    父亲卖掉了祖母最后一套红宝石首饰，把钱交给那个人，换回一枚铁十字勋章，他把勋章掛在书房的壁炉上方，对著它沉默了很久。”
    “那一年我二十岁。父亲问我愿不愿意替他去办一些……不方便亲自出面的事。
    我说愿意。因为他终於正眼看我了。”
    “最初只是送信、取东西、传话。后来是去码头接货——开始时不知道箱子里是什么，后来知道了，但不能问。
    再后来，父亲说，有些生意可以做，但需要可靠的自己人来经营。
    他认识的人提供资金和人脉，我负责组织人手、摆平麻烦、处理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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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停顿了一下。
    “……那些不能见光的环节。”
    海涅曼缓缓开口：
    “林茨的地下赌场。高利贷。黑市物资倒卖。受僱『教训』不识时务者。还有你那位义大利朋友。”
    克劳斯没有否认。
    “那不勒斯人，真名我不知道。
    墨索里尼倒台、北意革命那会儿逃出来的，带著三个人、两箱里拉和一份南意黑手党家族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地址。
    他们想在德语区找个落脚点，我们缺有实战经验的人手。
    父亲说，合作是对等的。”
    “那些枪呢？”
    “也是从义大利渠道来的。
    北意革命后，大量旧军队武器流散民间，通过亚得里亚海走私商贩运到林茨，价格只有黑市正常价的三分之一。
    那不勒斯人牵线，我父亲出钱，我负责收货和藏匿。
    一共三十七支手枪、五支步枪、一挺轻机枪，大部分从未使用，藏在……城南旧皮革厂地下室。”
    “七月二十七日的袭击是谁策划的？”
    克劳斯闭了闭眼。
    “是我。”
    “谁下的命令？”
    “我父亲没有直接说『你去袭击人民委员会』。”克劳斯的声音嘶哑，
    “他只是告诉我，约瑟夫·迈尔的调查组已经把人抓进去了，他的名字被列在待进一步核实栏里，那座庄园隨时可能被收走。
    他说，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於人。
    他说，钱已经转到了瑞士，船票也订好了，只差最后一个机会……”
    克劳斯睁开眼，
    “他没有说你去杀人。他从来不需要说。我替他做了二十年脏活，早该知道，那晚宴会上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命令。”
    海涅曼沉默良久。他把那支注射器收回证物袋，推至桌角。
    “你父亲对七月二十七日袭击的具体计划知道多少？”
    “日期、目標、大致规模。具体行动方案由我制定，他没有过问细节。
    但所有资金、武器、逃逸路线和境外接应，都是他通过旧关係网提前安排的。
    没有他，我一个人什么都做不成。”
    “1927年以来，”海涅曼问，“你们与慕尼黑、维也纳、布达佩斯方面的联繫，具体通过哪些中间人？”
    克劳斯报出一串名字。
    有些海涅曼已经掌握，有些是档案里没有的新线索。他一一记下。
    “瑞士银行的帐户信息。”
    “苏黎世州银行，帐號63719，户名是父亲母亲姓氏的组合拼写变体。
    授权签字人是我父亲和我。”
    “那不勒斯人和他的义大利同伙现在藏在哪里？”
    “不知道。二十七日当晚枪响后，我开车带他们出城，原计划把他们送到萨尔茨堡附近一个安全屋，再由其他渠道转往瑞士。
    但第二天清晨所有出城道路都被封锁了，我们只好折返回。
    那不勒斯人说他有办法自己走，不需要我管。
    从那之后我没再见过他。”
    海涅曼记录完毕。他合上笔记本，看了看墙上的钟。
    十一点零四分。
    韦格纳主席的七十二小时时限还剩不到十三小时。
    但案件主脉络已经清晰，剩余工作只是追捕那不勒斯人等三名在逃外籍涉案人员，以及对已落网嫌疑人的进一步审讯核实。
    他站起身，走向门口，然后停住。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克劳斯低著头，没有应声。
    “你刚才说，1923年你第一次替父亲办事。到今年七月，六年了。”
    海涅曼背对著克劳斯，
    “六年里，你难道一次也没有想过，可以不做你父亲的这双黑手套s吗？”
    克劳斯沉默了很久。
    “想过。1927年秋天，我认识了一个姑娘。
    她在纺织厂做工，不知道我是谁，以为我只是个普通职员。
    我们约会过六次。第六次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走到她楼下，她突然问我：
    克劳斯，你每天晚上都在忙些什么？”
    “我想告诉她实话。想告诉她我在做什么，我父亲是什么人，那辆戴姆勒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问她，如果我一无所有、满手脏污，她还愿不愿意见我。”
    “你说了吗？”
    “没有。那天之后我再没去找过她。”
    “为什么？”
    克劳斯抬起头望著天花板。
    他的嘴角扯动了一下，
    “因为我发现，”他说，“我已经不会过那种乾净的日子了。”
    审讯室的门打开了。走廊的灯光涌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明晃晃的光带。
    海涅曼走出门外，对候在走廊里的记录员说：
    “供述完整，整理成文字，让他签字画押。完成后立即报柏林。”
    “是。”
    他走出几步，又停下。
    “那个纺织厂女工，”他背对著门，声音很低，
    “1927年秋天，南城第三纺织厂。去查一查她的名字。”
    海涅曼顿了几秒，挥了挥手。
    记录员没有追问。他转身推门进入审讯室，手里捧著一叠空白的笔录纸。
    海涅曼独自穿过长长的走廊，他站在窗前点燃另一支烟，望著窗外林茨渐次甦醒的街巷。
    麵包铺的学徒正卸下门板，电车叮噹作响地驶过湿漉漉的铁轨，一个穿工装的男人骑著自行车从窗前一闪而过，车筐里装著从合作社买的新鲜马铃薯。
    这就是人民想要的日子。他想。
    乾净、平凡、可以预见明天的日子。
    克劳斯·冯·艾兴多夫从没活在这种日子里。他既不属於旧时代的余暉，也从未真正踏入新时代的门槛。
    他是被悬置在歷史夹缝里的人，从那条缝里望出去，世界永远扭曲、冰冷、不可信任。
    海涅曼没有怜悯他，这样的人也不值得他怜悯，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物理和精神上同时消灭掉。
    香菸燃尽。他把菸蒂按灭在窗台自带的铸铁菸灰缸里，转身走向指挥部。
    还有三名在逃外籍涉案人员需要追捕。韦格纳主席的七十二小时，还剩十二小时四十六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