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孩子挤在公告栏前，大声念著通缉令上的字。
    有大人从后面经过，驻足看了一眼，然后对身边的同伴说：
    “这人在南城开过地下赌场，去年把我侄子骗进去输了两个月工资。活该。”
    夜幕降临时分，林茨街头的喧囂逐渐平息。
    军车还在巡逻，检查哨依然灯火通明，居委会活动室里群眾仍在协助辨认照片，但整座城市已趋於恢復平静。
    市人民委员会大楼一楼大厅的玻璃碎渣已清扫乾净，墙壁上的弹孔被暂时用白灰填平。
    代主席下令明天一早必须装好新玻璃，因为后天將有柏林的记者团前来採访国际大会的筹备情况，林茨作为通往东南方向的门户，不能让人看出“曾经慌乱”的痕跡。
    台尔曼没有反对。
    秩序恢復之后，该生產要生產，该开会要开会，该接待要接待。
    晚八点，台尔曼在临时指挥部收到了关於老冯·艾兴多夫男爵庄园的初步搜查报告。
    地下室发现了部分尚未销毁的文件，包括近两年来与慕尼黑、维也纳、布达佩斯等地某些“商业伙伴”的通信记录；
    客厅暗格里起获现金六万马克、黄金若干；庄园帐本显示，过去一年间至少有三次大额资金流向不明，收款方在帐本上仅標註“特支费”。
    没有找到克劳斯的踪跡。
    台尔曼合上报告，揉了揉眉心。
    审讯还在继续，排查还在深入，通缉令已经发往全国。此人不可能凭空蒸发。要么藏在城內某个尚未暴露的窝点，要么在封锁收紧之前已经逃逸。
    他看了看表，距离迈尔同志中弹刚好四十八小时。
    韦格纳主席要求48小时出袭击者名单，72小时全部落网。
    名单已经出来了，就在他手边。剩下的二十四小时，他要交出四个逃犯。
    台尔曼重新拿起那份庄园搜查报告，翻到最后一页。
    台尔曼盯著它看了很久。
    然后在第二天的行动部署图上，用红笔在城市西南角画了一个更大的、完整的圆。
    审讯室內，被銬在椅子上的年轻人名叫弗兰茨，二十三岁，是克劳斯手下最得力的打手之一。
    他在昨夜试图翻越铁路货场围墙时被巡逻民兵抓获，搜出隨身携带的一支手枪和三百马克现金。
    在被押进审讯室之后，他一直用沉默来对抗同志们的审讯。
    海涅曼上校亲自坐镇审讯。他坐在灯影外的暗处，慢慢翻看弗兰茨的档案——工人家庭出身，小学毕业，十五岁进工厂当学徒，十九岁因偷窃厂里铜料被开除，此后混跡於林茨地下社会。
    三年前因斗殴致人重伤，由於受害人撤回指控而免於起诉——档案备註里写著
    “受害人家属收到不明来源赔偿金”。
    “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海涅曼终於开口，语气平淡的说到。
    弗兰茨没有抬头。
    “袭击国家政权机关，杀人未遂，反革命武装暴动。
    每一条都够你在劳动改造营里过完下半辈子。
    如果迈尔同志没有挺过来，就是死路一条。”
    海涅曼合上档案，
    “但是你现在有了可以自己选择的下场。
    我再问你一遍，是开口，或者继续沉默。”
    弗兰茨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
    “你想知道什么？”
    “克劳斯·冯·艾兴多夫在哪。”
    “我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枪响之后。他跑得最快，带著两个义大利人，开那辆灰色戴姆勒。没说去哪。”
    “你们怎么联络？”
    “不联络。向来是他找我们，我们找不到他。”
    “下一个据点呢？你们就没有备用的，应急的，临时藏身的地方了吗？”
    弗兰茨沉默了更久。
    “城南……”他艰难地开口，
    “城南有个旧皮革厂，倒闭三年了。
    他父亲的地下室我们去过，但那里肯定被你们抄了。
    还有……还有一处，我没去过，但听人提过，在多瑙河南岸，靠近老码头，一家叫『船锚』的小酒馆。
    那地方是他父亲年轻时结交朋友的地方，现在由他父亲的老僕人照看，对外说停业。”
    海涅曼向审讯室外做了一个手势。
    二十分钟后，一份关於“船锚”小酒馆的初步情报送到他手中：
    该酒馆位於林茨老城南端、多瑙河支流畔，自1927年起长期“歇业整修”，但周边居民反映偶有夜间灯光和汽车出入。
    业主登记为莱纳，七十一岁，曾是冯·艾兴多夫男爵府上的管家，德奥合併后退休。
    海涅曼看了一眼窗外漆黑的夜色。
    “行动组准备。”他说。
    凌晨一点四十分，两辆偽装成民用车辆的黑色轿车关闭车灯，缓缓滑入老码头区狭窄的碎石路。
    十二名內务部行动队员身著便装，在距离“船锚”小酒馆八十米处下车，沿河岸阴影向目標包抄。
    酒馆窗户没有透光，门板紧闭，门外只掛著一块满是灰尘的木牌。
    一切看起来和周边那些被废弃的老仓库毫无二致。
    行动队员破门而入，三分钟后，一名中年男子被反銬双手押出酒馆后门。
    他穿著皱巴巴的外套，头髮散乱，左颊有新鲜的擦伤——那是试图翻越河岸矮墙时摔的。
    他被內务部行动队的同志们粗暴地塞进轿车后座。
    黎明前，海涅曼拨通了柏林內务部的加密电话。
    “台尔曼同志，目標已捕获。克劳斯·冯·艾兴多夫，確认身份，现已收押。”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审。”
    台尔曼只说了这一个字。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时，林茨市人民委员会大楼门前的广场上，陆续有人群聚集。
    他们不是来看热闹的市民，而是接到通知的工厂工人代表、居委会积极分子、民兵骨干。
    一张简易的木製讲台被临时搭起，扩音器还没有完全调好，偶尔发出一两声刺耳的啸叫。
    九点二十分，台尔曼走上讲台。他扶了扶话筒。
    “林茨的同志们。”
    广场上顿时安静下来。
    “四十八小时前，一群反革命暴徒开枪袭击了这栋大楼，重伤了你们的市委书记约瑟夫·迈尔同志。
    他们以为，枪声可以嚇倒我们。他们以为，黑夜可以掩盖罪行。
    他们以为，在这座城市里，还有人会为他们望风、为他们藏匿、为他们欢呼。”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从广场上黑压压的人群脸上扫过。
    “四十八小时后的今天，所有直接参与袭击的暴徒已全部落网。
    他们的组织者、资助者、庇护者，也都在审讯室里。
    他们的枪我们缴了，他们的钱我们封了，他们的据点我们拔了。
    而这座大楼，今天照常办公，明天会有新的玻璃安上窗户。”
    “这不是內务部的胜利，不是驻军的胜利，不是我这个柏林来的特派员的胜利。这是谁的胜利？”
    他指向人群中的玛塔·贝克尔——那位南城第三居民委员会的主任。
    “这是贝克尔同志的胜利。她带著三十个楼组长，三天里走遍了她辖区的一千四百户人家，每一张面孔她都认得，每一个可疑的响动她都记得。
    暴徒藏身的第一个窝点，是她的人指认的。”
    他又指向站在人群边缘的一群穿工装的年轻人——林茨机车车辆厂的工人纠察队。
    “这是机车车辆厂同志们的胜利。
    暴徒企图从铁路逃窜时，是你们的值班小组发现货车车厢里有人影，用扳手和撬棍堵住了车门，撑到了巡逻队赶到。”
    “旧时代的人们相信，权力来自血统，来自財富，来自上帝授予的冠冕。
    我们用什么证明他们错了？用这支工人阶级的队伍，用这座由居委会和工厂委员会织成的网，用四十八小时將反革命暴徒绳之以法的速度和力量。”
    “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这就是人民的胜利！”
    台尔曼最后说：
    “林茨的秩序已经恢復。
    迈尔同志已脱离危险期，正在康復。
    国际工人与劳动者科技成果大会將如期在柏林召开，林茨的代表明天照常出发。”
    他转身走下讲台，没有回头。
    广场上的人群没有立刻散去。
    有人在看那栋刚刚安上一半新玻璃的大楼，有人在看远处多瑙河上升起的晨雾。
    玛塔·贝克尔被几个年轻妇女围住，问她是怎样记得一千四百户人家每一张面孔的。
    她摆摆手，说这有什么，老住户都记得。
    在人群边缘，一个提著工具箱的中年男人站了很久。
    他穿著蓝色工装，帽子压得很低，看不清表情。当周围的人陆续散去，他仍然站在那里，望著讲台，望著大楼，望著台尔曼离开的方向。
    有人认出他是机车车辆厂的老钳工，三年前曾为那个通缉犯克劳斯的地下赌场修理过暖气管道。
    三天前，当林茨的居委会开始挨家挨户排查时，他主动走进了贝克尔同志的办公室。
    他没有说自己去过那家赌场，只是说，十四號楼三单元那两个年轻人很可疑，半夜总有汽车来接。
    贝克尔同志记下了他的线索，没有多问一句。
    此刻他站在广场边缘，他不是英雄，没有冲在抓捕暴徒的第一线。
    他只是在那三天里，把知道的信息，递到了该递的人手上。
    他想，这大概就是贝克尔同志说的“该帮忙时帮一把吧”。
    太阳升高了。多瑙河上薄雾散尽，河水在秋日澄净的天空下泛著细碎的波光。
    林茨的第二个正常工作日，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