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8年6月中旬
    地点：北平菊儿胡同李宅、警备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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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树琼又去了亚北咖啡厅。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每天下午三点，他准时出现在北平饭店一层那个角落的位置。穿灰布长衫，戴礼帽，要一杯咖啡，不加糖，不加奶。
    侍者已经认识他了。第三天的时候，不等他开口，就端来了咖啡，放在那张铺著白桌布的小圆桌上。“先生，您的咖啡。”李树琼点点头，把一张钞票压在杯碟下面。
    他等著。看著门口。看著每一个推门进来的人。穿西装的中年人，穿军装的军官，穿旗袍的女人，穿长衫的老先生。一个又一个，从旋转门进来，穿过大堂，推开咖啡厅的玻璃门。铜把手亮了一下，侍者迎上去，客人坐下来，点东西，喝，然后离开。
    没有他要等的人。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钢琴还在弹，曲子换了一首又一首。窗外的天晴了又阴，阴了又晴。东长安街上的行人换了无数拨，马车跑过去，自行车骑过去，黄包车拉过去。那个穿黑裙子弹钢琴的女人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她不在的时候，留声机放著唱片，沙沙的，像隔著一层什么东西在唱。
    第六天，李树琼没有去。
    他坐在菊儿胡同的家里，把那扇窗户开著，看著院子里的老槐树。叶子被太阳晒得发蔫，知了在上面叫，嘶嘶的，像烧开了的水壶。他摸出那张名片，放在掌心里。纸片已经很旧了，边角磨得起了毛，摺痕处有些发白。“亚北咖啡厅”几个字旁边，那个点还在，像一只眼睛，安安静静地看著他。
    他去了六天。第一天，他以为是白清萍在，那个人不敢来。第二天，他以为也许是自己去早了，也许那个人要等晚一些才来。第三天，他告诉自己，再等等。第四天，他开始怀疑那个人是不是来过，看见白清萍在，就走了，再也没有回来。第五天，他坐在咖啡厅里，看著门口，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第六天他没有去。
    他把名片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他把名片放回內衣口袋，贴著胸口。
    线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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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起老冯教过他的那些联络方式。
    在北平的时候，老冯说过，如果有一天组织要重启联繫，会通过三种方式通知他。名片是一种，像亚北咖啡厅那张，一个点，安全，可联繫。还有两种，老冯说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隔墙有耳。
    “在鼓楼东大街第三个电线桿上，用粉笔画一个圆圈。会有人看见的。”老冯说。“或者在《北平日报》中缝，登一条寻人启事，就写『青山，母病速归』。看见的人会知道什么意思。”
    李树琼记住了。那些话他记了两年多，一个字都没忘。
    6月12日傍晚，天快黑的时候，他出了门。没有告诉白清萍，她今晚还没来，也许要晚一些。他一个人往鼓楼方向走，走得很快，低著头，像任何一个赶路的行人。
    鼓楼东大街第三个电线桿。他站在电线桿前面，假装繫鞋带。蹲下来的时候，从口袋里摸出一截粉笔头——在文具店买的，揣了两天了。他在电线桿的背面，离地面一尺高的地方，画了一个圆圈。很小，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画完，他站起来，继续往前走。没有回头。
    第二天，他又去了。那个圆圈还在。没有人动过，也没有人加过任何记號。他又在下面画了一个。第三天，两个都在。第四天，粉笔印淡了一些，被风吹的，被灰尘盖的，但还是那两个圆圈，安安静静地在那里。
    没有人来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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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试了第二种。
    6月15日，《北平日报》中缝，登了一条寻人启事。“青山，母病速归。见字速回。”他用了老冯教的原话，一个字都没改。
    报纸出来那天，他买了一份，坐在警备司令部的办公室里看。中缝里密密麻麻的小字，全是寻人启事、遗失声明、招工gg。他的那条夹在中间，像一滴水掉进了河里，连个水花都没有。
    他等了三天。没有人来找他。没有人来联繫他。什么人都没有。
    第四天，他又登了一次。还是那句话，“青山，母病速归。见字速回。”又等了三天。还是什么人都没有。
    他不再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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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8日，李树琼在警备司令部看到一份內部通报。
    程荣拿来的。他最近殷勤得很，什么文件都先往李树琼办公室送，看完才拿走。那天下午，他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桌上，说：“处长，南京来的。您过目。”
    李树琼打开信封，抽出来。是一份薄薄的文件，两页纸，铅印的，上面盖著保密局的红色印章。他的目光扫过第一页，停住了。
    “兹有『平津一號』即日起部署於北平地区，该员为最高级別潜伏人员，直属本局，直接向毛局长匯报。一切相关单位须予以配合，不得过问、不得查询、不得干涉其行动。”
    李树琼把那段话看了三遍。
    “平津一號”。最高级別潜伏人员。直属保密局，直接向毛人凤匯报。连赵仲春都不能过问，不能查询，不能干涉。这个人，就是白清萍说的那个“重量级人物”。保密局真正的核心，埋在北平最深的那颗钉子。
    他放下文件，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桌上，照在那张纸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保密局在北平布了这么大一个局，而他——一个中共地下党，坐在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的办公室里，看著这份文件，什么都不能做。他联繫不上组织了。他不能把消息送出去。他只能看著。
    他把文件装回信封，递给程荣。“看完了。拿走吧。”
    程荣接过去，笑眯眯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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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晚上，李树琼失眠了。
    他躺在床上，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月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片银白。那片银白里有水渍的痕跡，一片一片的，像地图，像河流，像他走不出去的路。
    他在想。想这些年做的事。
    民国二十八年，在延安，他站在窑洞门口，对著红旗宣誓。那时候他多年轻，二十出头，眼睛里全是光。教官说，潜伏是为了革命，是为了胜利，是为了新中国的明天。他信了。真的信了。
    民国三十一年，他被派回重庆。戴笠亲自审他，问他的背景，查他的来歷。他顶住了，通过了，成了军统的人。那时候他觉得自己在做对的事。他在敌人的心臟里，替组织传情报，替组织保人。他以为自己是个英雄。
    民国三十四年，他在松江看见白清萍。她瘦了，老了，眼睛里没光了。她从走廊那头走过来，他站在审讯室门口，看著她。他想喊她，但不能。他想告诉她，他还是那个人，他还在做那些事。但他什么都不能说。他只能看著她走过去，消失在走廊尽头。
    民国三十五年，他娶了清莲。父亲安排，组织同意的。他服从了命令，娶了一个他不爱的女人。她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不知道他每天晚上为什么不回家。她只是等著。等著他回来。
    现在呢？他联繫不上组织了。老冯的和平书店关了。路显明不知道在哪儿，也许死了，也许还活著。段校长在上海，用著別人的名字，当著別人的校长。他试了所有的办法，画了记號，登了寻人启事，在亚北咖啡厅等了六天。什么人都没有来。
    他做这些事，到底有没有意义？
    他救了名单上那些人，可那些人现在在哪儿？许文翰教授走了，不知道去了哪里。林秀云也走了，听说去了南方。他救了他们，可他自己呢？他困在这里，困在警备司令部，困在菊儿胡同，困在赵仲春和白清萍之间。他什么都做不了。他只能等。等北平解放，等国民党败，等组织想起来还有他这么一个人。也许组织已经忘了他。也许路显明死了，没有人能证明他是谁。也许他什么都不是。
    他翻了个身。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脸上，白花花的，有些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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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清萍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她翻窗进来，站在窗边，往外看了一眼，然后走过来。她没有像往常那样躺下，而是坐在床边，看著他。
    “怎么了？”她问。
    李树琼说：“没什么。”
    他以为自己装得很好。声音很平静，表情也没什么变化。但她看著他，看了很久。那目光很短，只是一瞥，但李树琼知道她什么都看见了。她看见他眼底的青黑色，看见他三天没刮的鬍子，看见他攥著被角的手指。
    她没有再问。
    她躺下来，在他旁边。两个人就这么躺著，谁也没说话。月光在天花板上移动，从东边移到西边。知了在窗外叫，嘶嘶的，像永远停不下来。
    过了很久，她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她的手很凉，指尖微微发僵。她握得不紧，也不松，就那么握著，像是在告诉他：我在这里。他没有回握，也没有抽开。就那么让她握著。
    那一夜，她没有鬆开。他也没有睡著。两个人就这么躺著，手握著，看著天花板上的月光一点点移动。天快亮的时候，她的手指动了一下，像是想鬆开，又握紧了。他没有动。她也没有动。
    天亮的时候，她鬆开手，坐起来。她看著他，他也看著她。她的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她低下头，在他额头上轻轻碰了一下，很快，很轻，像是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翻了出去。左脚落地时微微踉蹌，消失在晨光里。
    李树琼躺在床上，没有动。他伸出手，看著自己的手掌。空的。她的体温已经散了，什么痕跡都没留下。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他手上，白花花的。
    他把手放下，闭上眼睛。
    耳边仿佛响起老冯的声音。“青山，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事，组织不会忘记你。”老冯说这话的时候，是在和平书店的后屋里，声音压得很低。他信了。他真的信了。可现在，他不知道自己还信不信。
    他睁开眼睛，看著天花板。那片水渍还在，像地图，像河流，像他走不出去的路。他伸出手，想去够那片水渍，够不到。他把手缩回来，放在胸口。那张名片还在，贴著皮肤，硌著他。
    他把名片摸出来，放在掌心里。那个点还在，在“亚北咖啡厅”几个字旁边，像一只眼睛，安安静静地看著他。他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名片放在床头柜上，翻过去，背面朝上。他不想再看见那个点了。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知了又叫起来了。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他坐起来，穿好衣服，去警备司令部。
    那张名片还留在床头柜上。他没有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