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8年6月初，下午至深夜
    地点：北平饭店亚北咖啡厅、菊儿胡同李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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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树琼出门的时候，天阴著。
    六月初的北平，难得没有太阳。云层压得很低，灰濛濛的，像是要下雨又没下。巷子里的空气闷闷的，老槐树的叶子一动不动，知了也不叫了。这种天气让人心里发慌，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胸口，喘不上来气。
    他穿了一件灰布长衫，戴了一顶礼帽。这是他最不起眼的一身衣服，但放在北平饭店那种地方，还是显得寒酸。他在镜子前站了一会儿，把礼帽往下压了压，遮住半边脸。镜子里的那个人，他自己都有些认不出来。
    他把那张名片贴身放著，在內衣口袋里，隔著衣料硌著胸口，像是心臟多跳了一下。
    站在门口，他把整个巷子看了一遍。没有人。巷口的便衣早就撤了，赵仲春的人也不在了。但他还是等了很久，確认没有人在盯，才锁上门，走出去。
    他没有直接去北平饭店。先往东走了一条街，拐进一条巷子，又从另一头出来。再往西走，在报摊买了一份报纸，站著看了一会儿。確定没有人跟著，才转身往东长安街走。
    一路上他走得不快。脑子里什么都在想，又什么都没想。那张名片贴在胸口，隨著脚步一下一下地硌著他。他不知道会见到谁。也许是老路，也许是別的人，也许什么人都没有。他只知道他必须去。这件事压在心头太久了，像一块石头，从上海压到北平，从白天压到黑夜。他需要知道答案。哪怕那个答案是“组织不要你了”，也好过这么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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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饭店在东长安街，是北平最气派的大楼之一。
    灰色的石材外墙，拱形的窗户，门口铺著红地毯，两个穿制服的门童站在那里，帽子压得低低的，腰挺得笔直。旋转门慢慢转著，把穿西装、穿旗袍的客人送进去，又转出来。门童拉开门的时候，里面飘出一股咖啡香和钢琴声，混在一起，暖暖的，软软的。
    李树琼走进去。大堂很高，水晶吊灯从顶上垂下来，亮闪闪的，晃得人眼花。地上铺著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没有声音。前台站著一个穿燕尾服的男人，头髮梳得一丝不苟，正在用英语跟一个洋人说话。他看了李树琼一眼，目光在他那身灰布长衫上停了一下，很快又移开了。那一眼很短，但李树琼看见了。不是轻蔑，是打量——这种地方，穿长衫来的人不多。
    亚北咖啡厅在一层东侧，门是深色的木框玻璃门，擦得鋥亮。推门进去，一股浓郁的咖啡香扑面而来，混著奶香和烤麵包的味道。里面很大，摆著十几张铺了雪白桌布的小圆桌，每张桌上放著一盏小檯灯，灯罩是琥珀色的，光从里面透出来，暖融融的。靠窗的位置最好，能看见东长安街上的行人和马车。角落里有一个穿黑裙子的女人在弹钢琴，曲子很轻，断断续续的，像是怕打扰了谁。
    客人不多。靠门口那桌坐著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面前摊著一份英文报纸。里面那桌坐著一对年轻男女，女人穿一件淡紫色的旗袍，头髮烫了卷，男人穿著军装，肩章上的星在灯光下闪著光。他们在低声说话，偶尔笑一声，很轻。
    李树琼选了一个靠窗的角落坐下。从这个位置能看见门口，也能看见街上。一个穿白衬衫、黑马甲的侍者走过来，微微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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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喝什么？”
    “咖啡。”
    “要哪种？我们有巴西的、哥伦比亚的、还有蓝山。”
    李树琼愣了一下。“隨便。”
    侍者点点头，走了。不一会儿端来一杯咖啡，装在白色的细瓷杯里，杯碟上印著一朵金色的花。旁边放著一小碟方糖和一小盅奶。咖啡很香，比他喝过的任何咖啡都香。
    他没有加糖，也没有加奶。端起来喝了一口。很苦。但那种苦不是放太久的苦，是咖啡本身的味道。他放下杯子，等著。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墙上的掛钟是西洋式的，金色的指针，罗马数字，走得无声无息。三点。三点一刻。三点半。钢琴换了一首曲子，更轻了，像是在远处飘著。他觉得自己格格不入。这身灰布长衫，这顶旧礼帽，在这间铺著雪白桌布、摆著细瓷杯子、飘著钢琴声的咖啡厅里，像是一个走错了门的人。但他不能走。
    咖啡凉了。他端起杯子，又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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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点差十分的时候，咖啡厅的门被推开了。
    门上的铜把手亮了一下。侍者迎上去，微微欠身。进来的人穿著一件藏青色的旗袍，剪裁很好，领口別著一枚小小的珍珠胸针。头髮烫了，在脑后鬆鬆地挽著。脚上是一双黑色的高跟鞋，踩在地毯上，没有声音。
    李树琼抬起头。
    他看见了那张脸。白清萍。
    她站在那里，目光扫过整个咖啡厅，落在他身上。不是惊讶，不是意外。是那种——早就知道他会在这里的平静。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两个人都没有动。她站在门口，他坐在窗边。隔著几张桌子，隔著檯灯暖黄色的光，隔著钢琴声。侍者问她喝什么，她说咖啡，和李处长一样的。声音不高不低，正好能让李树琼听见。
    她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动作很自然，像是在这里约好了见面一样。她把皮包放在桌上，那枚珍珠胸针在灯光下闪了一下。她把礼帽摘下来，放在旁边的椅子上。
    “正好心烦，出来坐坐。”她说。“没想到你也在。”
    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她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动作很慢，很优雅，像是在品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她的目光落在窗外，落在东长安街上稀稀落落的马车和行人身上，没有看他。
    李树琼看著她。她瘦了。下巴尖尖的，眼睛显得更大。眼下有青黑色的影子，但被粉遮住了，不仔细看发现不了。她坐在这间高档的咖啡厅里，穿著得体的旗袍，別著珍珠胸针，烫了头髮，化了淡妆。她不是训练班的主任，不是保密站的副站长，她是一个来这里喝咖啡的女人。一个“正好心烦，出来坐坐”的女人。
    他没有说话。端起自己的咖啡杯，喝了一口。凉的，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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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就这么坐著。钢琴还在弹，换了不知第几首曲子，幽幽的，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窗外的天更阴了，云层压得很低，东长安街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都低著头，像是怕雨突然落下来。马车跑过去，蹄子踩在石板上，嗒嗒嗒的，声音越来越远。
    侍者过来添了一次咖啡，问要不要点心。白清萍说不要，李树琼也说不要。侍者看了他们一眼，没有多问，走了。脚步声在地毯上无声无息。那一眼很短，但李树琼看见了——她在打量他们。也许她觉得这是一对闹了彆扭的夫妻，也许是別的什么。隨便她怎么想。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墙上的掛钟指到五点。咖啡厅里的人换了一拨，穿西装的中年人走了，来了一对外国夫妇，男人金髮碧眼，女人穿著一条碎花裙子。那对年轻男女也走了，来了一个穿旗袍的太太，一个人坐著，翻杂誌，手指上的钻戒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
    李树琼没有等到他要等的人。他等了一个多小时，从三点到五点。那个人不会来了。或者说，有人替他来了。
    他忽然明白了。她不是正好心烦，不是出来坐坐，不是碰巧遇见。她是故意的。她知道他会来这里，知道他在等什么人，知道他要做什么。她换了衣服，烫了头髮，化了妆，坐在这里，像任何一个来这里喝咖啡的女人。那个人看见她在这里，就不会出现。组织的人不会在保密局的人面前露面。这是规矩。她来了，那个人就不会来。
    他应该生气。他想过很多次，如果她拦他，他会怎么跟她吵。他会说，你凭什么管我。他会说，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他会说，你毁了我最后的机会。可他看著她坐在对面，穿著那件藏青色的旗袍，別著珍珠胸针，手指在杯碟上轻轻<i class=“icon icon-unie06c“></i><i class=“icon icon-unie0f9“></i>，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他知道她为什么来。她怕他出事。怕他见了组织的人，暴露了身份，回不来了。怕他死了，清莲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她怕。他无法指责她。
    他端起咖啡杯，喝了一口。凉的，更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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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北平饭店出来，天更阴了。云层压得很低，灰濛濛的，像是隨时要下雨。东长安街上的行人走得很快，都低著头，车夫拉著空车往回跑，轮子在石板路上咕嚕咕嚕地响。饭店门口的侍者帮他们拉开门，微微欠身。李树琼走出去，白清萍跟在后面。她穿著高跟鞋，走得不快，但很稳。
    两个人並排走著，谁也没说话。从东长安街往西，经过王府井，又往北拐。街上很热闹，商店还开著门，橱窗里的灯亮著，照出里面花花绿绿的商品。有人在买东西，有人在討价还价，有人站在路边说话。她走在他左边，步子不快不慢，和他保持一致。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噠，噠，噠，一下一下的，很稳。经过一个报摊的时候，她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报纸的头版。李树琼也停了一下。她没买，继续往前走。他跟在旁边，也继续往前走。
    他想说什么。想问她是不是一直跟著他。想问她是不是从出门就知道了。想问她什么时候发现的。想问她怎么知道他会来这里。但他什么都没说。那些话在嘴边转了又转，又咽回去了。他知道答案。她不会告诉他的。她会说“正好心烦，出来坐坐”。她会说“碰巧”。她不会承认她在看著他，在守著他，在堵他所有的路。她从来不会承认。她只是做。做了，也不说。
    快到家的时候，她忽然开口。
    “明天训练班有事，我不过来了。”
    李树琼说：“好。”
    她没有再说话。到了巷口，她停下来。李树琼也停下来。她站在那里，看著巷子深处。那棵老槐树的叶子还是不动，闷闷的，像是憋著一场雨。风从巷口吹过来，带著土腥味，把她的头髮吹乱了几缕。
    “你进去吧。”她说。
    李树琼看著她。她的脸侧著，看不清表情。那枚珍珠胸针在昏暗的光线下暗了一暗，不再闪了。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进了巷子。
    走了几步，他停下来，回头。她还站在那里，看著他。两个人隔著几步的距离，谁也没动。巷子很安静，只有风从远处吹过来，把她的衣角吹起来，又放下。
    然后她转身，走了。高跟鞋踩在石板路上，噠，噠，噠，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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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清萍没有来。她说过的，今天不来。
    李树琼一个人坐在黑暗里，等著。窗户开著，风从外面吹进来，带著土腥味和远处谁家炒菜的油烟味。巷子里有人走过，脚步声噠噠噠的，越来越远。知了又叫起来了，嘶嘶的，像是永远停不下来。他坐了很久，没有开灯。
    他想起下午在咖啡厅的时候。她坐在对面，穿著那件藏青色的旗袍，別著珍珠胸针，说“正好心烦，出来坐坐”。她的手指在杯碟上轻轻<i class=“icon icon-unie06c“></i><i class=“icon icon-unie0f9“></i>，杯里的咖啡早就凉了。她看他的时候，目光很短，只是一瞥。他知道她在撒谎。他知道她什么都知道了。他只是不说。就像清莲。清莲也说“我什么都不问”。清莲也说“你忙你的”。两个女人，一个什么都不说，一个说了也是假话。她们都在替他做决定，都在替他扛。他不知道该谢她们，还是该恨自己。
    他应该生气的。她断了他最后的路。那张名片还在口袋里，贴著胸口，硌著他。那个点还在，“安全，可联繫”。但他再也联繫不上了。那个人不会再来找他了。她来过，那个人就不会来。这是规矩。组织的人不会在保密局的人面前露面。他等了三年，等到的是她坐在对面，穿著那件藏青色的旗袍，说“正好心烦，出来坐坐”。他什么都没等到。他不能说。不能怪她。他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她怕他死。怕他暴露。怕他回不来。怕清莲等不到他。他什么都说不出来。他只能坐在这里，一个人，等著天黑，等著天亮，等著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明天。
    他摸出那张名片，放在掌心里。那个点还在，在“亚北咖啡厅”几个字旁边，像一只眼睛，安安静静地看著他。纸片已经很旧了，边角磨得起了毛，摺痕处有些发白，被他贴身放了太久，已经软了，带著体温。他看了很久。然后他把名片折起来，放回內衣口袋，贴著胸口。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留著它。也许是想留一个念想。也许是想提醒自己，他还欠著什么。也许只是捨不得扔。
    窗外，天快亮了。知了又叫起来了。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她今晚会来的。他想。还会坐在他旁边，还会靠在他肩上，还会闭上眼睛假装睡著。他们都不会提下午的事。她不会说“我看见你了”。他不会说“你毁了我的路”。他们只是坐著，躺著，等著天亮。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他闭上眼睛。
    他听见窗户响了一声。很轻，像是风颳的。但他知道不是风。他没有睁眼。
    脚步声很轻，走到床边，停了一下。然后她躺下来，在他旁边。她的呼吸很轻，很平稳。他知道她没有睡著。她也没有说话。
    两个人就这么躺著，等著天亮。
    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