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慢慢开出院门。
    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街道上空荡荡的，偶尔有一辆车驶过，尾灯在夜色里划出两道红痕。
    远处的烟花还在放，红的，绿的，金的，把车窗映得五顏六色。
    林惟民靠在座椅上，看著那些光，看了一会儿，闭上了眼。
    车在夜色里慢慢开著很稳。
    大年初一的清晨，隨州城还笼罩在薄薄的晨雾里。
    昨晚的鞭炮碎屑铺满了街道，红艷艷的，像一层地毯。
    空气里瀰漫著硝烟味，混著远处人家煮饺子的香气，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腊梅的甜。
    林惟民的车在景区门口停下，他下了车，小周紧隨其后，司机在车上等著。
    文化长廊的门开著，值班的工作人员认出了他，要迎上来。
    林惟民摆了摆手，走了进去。
    广场上空荡荡的，没有游客，只有几个保洁员在清扫昨夜留下的垃圾。
    曾侯乙墓那个大玻璃盒子在晨光里泛著清冷的光，像一块巨大的琥珀，里面封存著两千四百年的时光。
    他沿著石板路慢慢走。
    路两边的草坪枯黄了，但靠近地面的地方，已经有细细的绿芽钻出来，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
    走到叶家山那边他停下来。
    那片模擬考古区静悄悄的，小铲子和小刷子还插在土里，等著孩子们来。
    旁边的木牌上写著张老太太的故事，字跡在晨光里清晰可见。
    他站在那里，把那几行字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张老太太说，她在这片地上种了一辈子庄稼，没想到底下埋著老祖宗的宝贝。
    现在宝贝挖出来了，她的地也变成了公园，但她不心疼，因为更多的人能看见这些宝贝了。
    他继续往前走，走到那棵老槐树底下。
    老槐树还在，树干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树皮皴裂，沟壑纵横。
    去年冬天的时候，它光禿禿的，枝干伸向天空，像一幅炭笔画。
    现在，枝头冒出了细小的嫩芽，嫩绿嫩绿的，只有米粒大小，但每一颗都饱满圆润，像是憋了一整个冬天的劲，终於撑破了那层硬壳。
    阳光从东边照过来，照在那些嫩芽上，把它们照得透亮，像一个个小小的灯笼。
    林惟民站在树下，仰著头看那些嫩芽。
    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凉颼颼的，但已经没有了冬天那种刺骨的冷。
    他看了一会儿，低下头，目光落在那块木牌上。
    牌子上刻著几个字：“临水镇古槐，树龄约三百年。”
    三百年。
    这棵树在这片土地上站了三百年，看过多少人来人往，看过多少日出日落，看过多少悲欢离合。
    它见过兵荒马乱，见过太平盛世，见过土地改革，见过包產到户，见过文化长廊从一片荒地上拔地而起。
    它不说话，但它什么都知道。
    他在树下的石凳上坐下来。
    石凳冰凉，但他没在意。
    他想起三年前刚来汉东的时候，也是大年初一，他一个人站在省委大院那棵银杏树下，看著光禿禿的枝干。
    那时候他面对的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產业要转型，干部要整顿，项目要推进，文化要挖掘。
    每一项都是硬骨头，每一项都有人盯著、等著、看著。
    三年过去了，路通了，桥架了，文化长廊火了，一体化搞起来了，清江的水清了，干部的精神面貌也变了。
    他想起张老太太说的那句话——“值了。”
    想起陈设计师说的那句话——“我妈能在天上看见。”
    想起那个挖到陶片的小孩说的那句话——“以后我要学考古。”
    想起老马说的那句话——“一家人天天在一块。”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沿著石板路往回走。
    走到曾侯乙墓那个大玻璃盒子前面，他停下来，透过玻璃往里看。
    里面空荡荡的，只有黄土和石头。
    但他知道，那些黄土和石头底下，埋著两千四百年前的故事。
    那些故事，通过讲解员的嘴，通过张老太太的嘴，通过陈设计师的嘴，通过那一个个木牌上的文字，一代一代传下去，永远不会消失。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值班的工作人员跑过来，手里拿著一杯热茶。
    “林书记，喝杯茶暖暖身子。”
    林惟民接过来，喝了一口，是红枣薑茶，甜丝丝的，辣丝丝的，从喉咙一路暖下去。
    他上了车靠在座椅上，看著窗外慢慢后退的田野和村庄。
    阳光已经升得很高了，照在那些还没返青的麦苗上，泛著淡淡的金光。
    远处有人家开始拜年了，穿著新衣服的孩子在巷子里跑来跑去，手里举著糖葫芦。
    炊烟从屋顶升起来，一缕一缕的，在风里散开。
    正月初七，节后第一个工作日。
    林惟民到办公室的时候，比平时早了半个小时。
    走廊里还很安静，只有保洁员在拖地，水渍在地板上泛著光。
    他推开门，办公室里还是老样子，办公桌、书柜、沙发、茶几，那盆绿萝又长出了几片新叶子，藤蔓从窗台上垂下来，几乎要碰到地板了。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把公文包放在一边，没有急著看文件。他把双手放在桌面上，看著那些熟悉的东西。
    檯历翻到了新的一页，上面印著“正月初七，立春”几个字。
    笔筒里的笔还是那些笔，有的笔帽没拧紧，有的墨水已经干了。
    抽屉里整整齐齐码著这几年批过的文件，他拉开最下面那个抽屉，里面放著那个红布包，张老太太给的麦子。
    他把布包拿出来，在手里掂了掂又放回去。
    他靠在椅背上，把过去三年的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第一年，是破局。
    文化长廊从图纸变成了工地，清平县的案子一锅端了十六个人，“三条主线”推开去了，干部队伍从观望状態进入了干事状態。
    那时候最难的是人心。
    很多人不信，觉得又是在搞运动，过两年就没人提了。
    他记得第一次去隨州调研，站在那片荒草地上，周明义跟他说，这些东西埋在地下几千年，再不亮出来，对不起子孙后代。
    那时候他心里也没底，不知道能不能干成，不知道干了之后会怎么样。
    但他知道，不干，永远没底。
    第二年，是深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