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后，沙瑞金和高育良並肩走出会议室。
    走廊里很安静，秘书们远远跟著。
    沙瑞金放慢脚步
    “育良书记，林书记今天，问得很细啊。”
    “他在帮我们压担子，也在帮我们清障碍。”
    高育良摘下眼镜，用绒布慢慢擦拭。
    沙瑞金点点头，没再说话。
    窗外，午后的阳光照得人暖洋洋的。
    几只麻雀落在雪松枝头，抖落一小片细碎的雪末。
    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二楼东侧，一间掛著临时门牌的办公室悄然启用。
    门口没有任何揭牌仪式，只有一张a4纸列印的“项目审批协同专班”。
    屋里摆了六张办公桌，分別坐著来自规划、建设、人防、消防、环保、水务六个部门的审批人员。
    沙瑞金没有提前通知，上午九点半推门进去。
    屋里正在开会，一个穿蓝色工装的年轻人拿著图纸，站在临时支起的白板前，正在解释某个厂房的消防分区方案。
    几个审批人员围著白板，有人问问题，有人低头记录。
    沙瑞金在门口站了两分钟，並没有打扰他们。
    他注意到，那个年轻人讲完后，消防审批员没有立刻说“不行”，而是说：“你这个想法可以，但按现有规范，这个分区面积超了。
    有两个调整路径，要么增加一个防火隔间，要么调整功能布局。
    你回去和设计院商量一下，选哪条。”
    年轻人连连点头，收起图纸出门。
    经过门口时愣了一下——他认出了沙瑞金。
    “省长……”
    年轻人有些不知所措。
    沙瑞金笑了笑：“厂里技术员？”
    “是，机械工程师。
    扩建项目，来办消防设计审查。”
    年轻人挠挠头，“以前要来好几趟，这次说集中办公，我试试。”
    “感觉怎么样？”
    “比原来快。
    以前问完消防，回去改图；
    改完送来，建设又说不行，再回去改。”
    年轻人说，“现在他们几个坐一块儿，我一次性听全了，回去改一次就行。”
    沙瑞金点点头，没再多问。
    他转身离开时，对陪同的开发区主任说：“记下这个年轻人的公司和名字。
    三个月后，回访他，问问项目开工没有、审批跑了几天。
    不要提前通知。”
    当天下午，一份关於“协同专班首周运行情况”的简报放在了沙瑞金案头。
    简报如实记录：实际联合办公第三天，就发生了激烈爭吵。
    规划审批员认为消防提出的分区调整建议与上位控规存在衝突，消防认为规划文件过於僵化，双方互不相让，会议中断半小时。
    专班负责人——一位从区发改局抽调来的科长——没有向上匯报，而是把两方审批员和那位技术员一起请到会议室，当面把规划条文、消防规范、企业需求摊在桌上，逐条比对。
    吵了两个小时，最终找到一个三方都能接受的变通方案：企业承诺增加两个排烟窗，消防认可，规划备案。
    沙瑞金在简报边上批了一句话：“这就是改革。
    不是没有矛盾，是矛盾摆在桌面上解决。
    专班有功，通报表扬。”
    他把简报转呈林惟民。
    林惟民看后，批了几个字：“於细微处，见真章。”
    高育良轻车简从，来到新华路派出所。
    他也没有提前通知分局，只带了政法委一位年轻干部。
    进门时，值班民警正在接待一个情绪激动的中年妇女，投诉楼上邻居长期噪音扰民、派出所多次出警调解未果。
    高育良没有亮身份，站在等候区角落，听完了全程。
    中年妇女离开后，他走到值班台前，问刚才接待的民警：“这个投诉，你们出了几次警？”
    民警看了他一眼，以为是普通群眾諮询，嘆了口气：“五次了。
    楼上是个七十多岁独居老太太，儿子在外地，耳朵背，电视开很大声。
    楼下这个大姐高血压，神经衰弱，一点动静就醒。
    我们去了能怎么办？
    批评教育，老太太认错，第二天照旧。
    行政处罚？
    七十多岁，拘留所不收。
    调解吧，双方都不让步。”
    民警顿了顿：“这种事，法律有规定，但法律规定不了人心。”
    高育良沉默了一会儿，问：“那怎么办？”
    民警摇头：“不知道。
    只能拖，拖到一方搬走，或者……拖出事。”
    高育良记住了这句话。
    下午，他约谈了新华路派出所所长、指导员和三位社区民警。
    座谈持续三个半小时，话题从噪音纠纷、邻里矛盾、家暴警情，一直延伸到民警的职业倦怠、晋升压力、社会评价。
    座谈会结束时，天已经黑了。
    高育良站在派出所门口，看著巷子里陆续亮起的路灯，对隨行的政法委干部说：“回去之后，把新华路派出所近三年受理的、未进入行政处罚程序的各类矛盾纠纷警情，全部调出来。
    按类型、处置方式、反覆报警率、当事人满意度，做一次全面梳理。”
    他顿了顿：“然后，找几个社会学、心理学专家，一起去回访当事人。
    听听他们到底想要什么，派出所给不了的，是法律还是机制，还是……別的什么。”
    隨行干部认真记下。
    几乎同一时间，省城边缘那座由废弃工厂改造的临时实验场里，气氛却骤然紧绷。
    环太平洋基金电池回收示范项目的核心设备，经过两个多月的海运、清关、安装调试，迎来了首次带料试运行。
    上午九点，德方技术主管施密特博士按下启动按钮。
    传送带缓缓转动，第一批混杂著不同品牌、不同损耗程度、不同物理形態的退役动力电池，被送入自动分选线。
    前十分钟运行平稳。
    施密特面露微笑，对中方工程师点头。
    第十二分钟，分选线在某个工位突然卡滯。
    报警灯闪烁，屏幕上跳出一行红色德文。
    德方工程师立刻围上去查看日誌，几分钟后得出结论：传感器误判了一块电池的外壳材质，导致机械臂抓取点偏移。
    “数据问题。”
    施密特通过翻译对中方专家组组长老杨说，“你们的电池外壳標识，与欧洲主流標准不一致，我们的传感器训练数据里没有覆盖这种材质。”
    老杨皱眉：“这不是数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