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天，周景熙和刘小燕结婚了。
    婚礼定在农历八月初八。母亲说这个日子好，“八八”发发，吉利。周景熙不信这些，但他没有反对。母亲高兴就好。她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於等到这一天了。
    婚礼的前几天，家里忙成了一团。母亲把老屋里里外外打扫了三遍，墙上的灰尘扫掉了，地上的坑填平了，窗户上的旧报纸撕掉了，换上了新糊的白纸。堂屋的八仙桌擦得鋥亮，能照见人影。父亲把院子里的杂物收拾乾净，又在门口贴了一副红对联。对联是周日乐写的，他在镇上的小学当老师，毛笔字写得好。上联是“百年好合”，下联是“五世其昌”，横批“天作之合”。周景熙站在门口，看著那副对联，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滋味。他想起十年前离开石桥村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个秋天，也是这样一个早晨。那时候他十八岁，背著一个破旧的背包，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心里想的是“不混出个人样不回来”。现在他回来了，带著满身的伤痕和一摞写满字的本子。他没有混出人样，但他要结婚了。他要和一个不嫌他穷的姑娘结婚了。
    李觉也来了。手里提著一只鸡笼，笼子里装著一只大公鸡。鸡冠红彤彤的，羽毛油亮油亮的，在笼子里扑腾著，咯咯地叫。“景熙，给你贺喜！”李觉把鸡笼递过来，“自家养的，燉汤喝，补身子。”
    周景熙接过鸡笼，看著李觉。李觉也变了。他胖了一些，不再是小时候那副瘦得像竹竿的样子。他的脸上有了肉，颧骨没有那么高了，眼睛也没有那么大了。但他的眼神还是那样，很安静，很平和，像是在说“我很好，你別担心”。他穿著一件蓝色的夹克衫，脚上是一双新皮鞋，看起来精神了不少。他的手上也有茧子，但跟周景熙的不一样，是割松脂磨出来的，薄薄的，细细的，不像周景熙的那么厚、那么粗。
    “李觉，谢谢你。”周景熙说。
    “谢什么？”李觉笑了，露出了一口白牙，“咱们谁跟谁。”
    两个人在院子里的石阶上坐下来。李觉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递给他一支。他不会抽菸，但还是接了过来，夹在耳朵上。李觉自己点了一支，吸了一口，烟雾在晨风里飘散。
    “景熙，你回来了，我就不担心了。”李觉说，“你在外面这些年，我老想著你。怕你吃不好，睡不好，怕你一个人在外面出什么事。现在你回来了，结婚了，我就放心了。”
    “李觉，你呢？你过得怎么样？”
    “还行。”李觉吸了一口烟，“养鸭，割松脂，打点零工。日子不算好，但过得去。两个孩子，大的上小学了，小的还在家里。媳妇在镇上找了个活干，一个月挣几百块。慢慢来吧。”
    周景熙看著李觉，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李觉比他小一岁，但看起来比他老。他的头髮也白了，不是全白，是花白，一根一根的，像霜打过的草。他的脸上有了皱纹，眼角、额头、嘴角，一道一道的，像是被生活一刀一刀刻上去的。他这些年过得不容易。一个孤儿，没有父母，没有靠山，全靠自己。养鸭、割松脂、打零工，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吃。他攒钱盖了房子，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他没有读过什么书，但他用自己的方式，活出了一个男人该有的样子。
    “李觉，”周景熙说，“你比我强。”
    “强什么？”李觉笑了，“你读了高中，写了那么多字，將来还要当作家。我算什么？一个种地的。”
    “种地的怎么了？种地的也是人。你靠自己，养活了全家，盖了房子，供孩子读书。你比我强。”
    李觉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像秋天的阳光，不热，但很暖。
    到了婚礼那天，天还没亮，母亲就把周景熙叫起来了。“快起来，收拾收拾，去接新娘子。”她给他准备了一身新衣服——白衬衫，黑裤子，黑皮鞋。衬衫是新的，在镇上买的，花了五十块；裤子也是新的，花了四十块；皮鞋是借的，周日乐的，他的脚比周景熙小一码，挤得脚趾头疼。但他没有说什么，穿上，站在镜子前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很陌生——白衬衫，黑裤子，黑皮鞋，头髮梳得整整齐齐的。但他的手还是那双手，满是茧子和伤疤，指甲断了好几片。他把手插进口袋里，不让人看见。
    接亲的队伍很简单。没有花车，没有乐队，只有一辆手扶拖拉机和几个抬嫁妆的亲戚。拖拉机是借周海的，他在村里搞运输，有一辆手扶拖拉机，专门跑短途。车头上扎了一朵大红花，用红绸子做的，是母亲连夜缝的。周景熙坐在驾驶座旁边，李觉坐在后面，还有其他几个堂兄弟。拖拉机突突突地响著，冒著黑烟，沿著碎石路往隔壁村开去。秋天的早晨有些凉，风吹在脸上，凉颼颼的，但周景熙不觉得冷。他的心跳得很快，像拖拉机的声音，突突突的，又重又急。
    到了刘小燕家，她家门口也贴了红对联，院子里摆了几张桌子，亲戚们已经在等著了。刘小燕穿著一件红色的棉袄，是新的，红得耀眼。棉袄有些大，穿在她身上空荡荡的，但她看起来很精神，脸上红扑扑的，不知道是抹了胭脂还是害羞。她站在堂屋里，旁边是她的父母和几个姐妹。她的母亲在抹眼泪，她的父亲站在旁边，抽著烟，不说话。
    周景熙走进去，站在刘小燕面前。她低著头，不敢看他。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站在那里，像个木头桩子。旁边的亲戚们起鬨了——“说话啊！”“叫啊！”“新娘子害羞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最后是刘小燕的父亲先开了口。他把菸头掐灭，看著周景熙，说了一句：“好好待她。”就四个字，但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周景熙点了点头，说：“我会的。”
    刘小燕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短，但周景熙看到了。她的眼睛里有泪光，但没有流下来。她在笑，很淡的笑，像一朵花慢慢地绽开。他忽然觉得，这十年吃的苦，受的累，挨的饿，忍的痛，都值了。为了这一天，都值了。
    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著，把新娘子接回了石桥村。村里的亲戚邻居们都来了，院子里挤满了人。周景熙的母亲在门口等著，看见拖拉机来了，笑得合不拢嘴，眼泪却止不住地流。父亲站在旁边，没有说话，但眼眶红了。
    婚礼很简单。没有司仪，没有仪式，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在院子里摆了几桌酒席，请亲戚邻居们吃一顿饭。酒席是母亲和几个婶子嫂子一起操办的，杀了一只猪，宰了几只鸡，燉了一大锅肉，炒了一大盆菜。桌上是碗筷酒杯，虽然不精致，但摆得整整齐齐的。
    周景熙和刘小燕站在堂屋里，给父母敬茶。他端著茶杯，递到父亲面前。“爸，喝茶。”父亲接过茶杯，手在发抖。他喝了一口，把茶杯放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递给他。“好好过日子。”他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周景熙接过红包，手指触到父亲的手。那双手很粗糙，满是老茧，关节变形，指甲缝里嵌著洗不掉的泥土。他握著父亲的手，握了很久。
    他又端了一杯茶，跪在母亲面前。“妈，喝茶。”母亲接过茶杯，没有喝，眼泪先掉了下来，滴在茶杯里。她喝了一口，把茶杯放下，拉著他的手，说：“好好待人家。人家跟了你，你不能让人家受苦。”周景熙点了点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母亲从手腕上擼下一只银鐲子，戴在刘小燕手上。鐲子很细，很旧，上面刻著花纹，有些地方磨平了。这是母亲的嫁妆，跟了她几十年，现在她给了儿媳妇。刘小燕接过鐲子，低著头，眼泪也掉了下来。
    酒席开始了。院子里摆著四张桌子，亲戚邻居们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有人划拳，有人喝酒，有人聊天，有人笑。周景熙和刘小燕一桌一桌地敬酒。他不会喝酒，但今天不能不喝。一杯一杯地敬，一杯一杯地干。米酒入口甜丝丝的，但到了喉咙里就变成了一团火，烧得他胃里翻江倒海。但他没有停，他要敬每一个人，感谢每一个人。
    李觉坐在角落里，端著一杯酒，看著他。他走过去，在李觉旁边坐下来。“李觉，我敬你。”他端起酒杯。李觉端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景熙，恭喜你。”他一仰脖子，把酒干了。周景熙也干了。
    两个人坐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院子里很吵，划拳声、笑闹声、碗筷碰撞声混在一起，像一首乱七八糟的交响乐。但他们坐在角落里，很安静。
    “李觉，”周景熙说，“你还记得小时候吗？”
    “记得。”
    “记得我们在大樟树下拍照吗？”
    “记得。”
    “记得你送我走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吗？”
    李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记得。我说，你要替我读下去。”
    “我替你读完了高中。但没有替你读进大学。我……”
    “够了。”李觉打断了他，“景熙，够了。你替我读完了高中，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咱们村有几个读完高中的？你是第一个。你读了那么多书，写了那么多字，將来还要当作家。你已经替我读了，也替你自己读了。够了。”
    周景熙看著李觉，眼眶热了。他想说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端起酒杯，跟李觉碰了一下，一饮而尽。酒很辣，辣得他眼泪都出来了。但他没有擦，让眼泪流著。
    酒席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亲戚邻居们一个个走了，院子里剩下杯盘狼藉。母亲在收拾桌子，父亲在送客人。周景熙和刘小燕站在堂屋里，面对面，谁也不说话。烛光摇摇晃晃的，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一高一矮，一胖一瘦。
    “你……累了吧？”他问。
    “还好。”她低著头，声音很轻。
    “早点休息吧。”
    “嗯。”
    他把她送到新房门口。新房是西厢房，重新粉刷过了，墙上贴著红纸剪的喜字，床上铺著新被子，红彤彤的。桌上点著一对红蜡烛，火苗跳动著，把整个房间照得暖洋洋的。她走进去，站在床前，背对著他。他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进去还是该离开。
    “你……不进来？”她回过头，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轻，像一片羽毛落在他心上。
    他走进去，关上门。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听著窗外的虫鸣声。刘小燕在他旁边，呼吸均匀而绵长，她已经睡著了。他睡不著，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弯弯曲曲的，跟小时候一模一样。他盯著那道裂缝，想起了很多事——想起石桥村的早晨，想起镇中学的飢饿，想起高考落榜的那天，想起gz的屈辱，想起sh的欺骗，想起hz的长椅，想起zs的石头。想起那些在工地上、在砖厂里、在採石场里的人和事。想起老刘头的绿豆汤，想起张老头的十块钱，想起老李的那句“你还年轻，別在这里待太久”。想起母亲信上的泪痕，想起父亲坐在门口抽菸的背影，想起李觉说的“你要替我读下去”。想起刘小燕说的“穷不怕，有手就能干活”。
    他翻了个身，看著刘小燕的侧脸。烛光映在她脸上，她的睫毛很长，在脸上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她的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做一个好梦。他伸出手，想摸摸她的脸，但手停在半空中，又缩了回来。他怕吵醒她。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本子，翻开新的一页，拿起笔，借著烛光写道：
    “1997年农历八月初八，我结婚了。她叫刘小燕，隔壁村的，比我小两岁。她不嫌我穷，不嫌我什么都没有，不嫌我手上全是茧子和伤疤。她说，穷不怕，有手就能干活。她说得对。我有一双手，虽然上面全是伤，但它能干活，能挣钱，能养家。我要让她过好日子。我要在村里盖个新房子，找个活干，好好过日子。我还要继续写。写那些在採石场的日子，写那些在工地上、在砖厂里、在採石场里的人和事。写李觉，写老李，写张老头，写所有那些跟我一样在外面討生活的人。我要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写成书，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梦，我没有忘。我不会忘。”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塞回枕头底下。他躺下来，把被子拉过来，盖在两个人身上。刘小燕动了动，往他这边靠了靠，像是在寻找温暖。他伸出手，轻轻地搂住她。她的身体很暖，很软，像一团棉花。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周景熙，你结婚了。你有了一个家，有了一个不嫌你穷的妻子。你要好好过日子，好好待她，好好写你的字。你什么都可以放弃，但写字不能放弃。那是你活著的意义，是你跟別人不一样的地方。你是一个在採石场搬了八年石头的工人，但你也是一个写字的人。永远都是。
    窗外的月光从窗户的缝隙里照进来，照在他脸上，照在他微微上扬的嘴角上。他慢慢地，慢慢地，沉入了一个安静的、温暖的梦。在梦里，他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太阳刚刚升起来，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洒在稻田里，洒在远处的山上。母亲在院子里餵鸡，父亲在田里插秧，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刘小燕站在他旁边，穿著那件红色的棉袄，脸上红扑扑的，笑得很甜。他拉著她的手，站在大樟树下，看著这个村子，看著这片土地，看著这片天空。他回来了。他不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