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48年10月16日
    地点：保密站北平站、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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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九时，赵仲春召集保密站全体人员开会。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行动队的、情报科的、总务处的、电讯室的，还有几个白清萍叫不出名字的部门。长条桌两侧坐满了，后面还加了几把椅子。赵仲春站在主位，手里捏著一张电报，脸色铁青。他的手指在电报边缘轻轻<i class=“icon icon-unie06c“></i><i class=“icon icon-unie0f9“></i>著，一下一下的，像是在摸一把刀。
    白清萍坐在他左手边，面前摊著笔记本，笔握在手里，没有写。她看著赵仲春的脸，心里已经猜到了几分。他的眼睛下面青黑色更深了，嘴唇乾裂，像是好几天没有睡过觉。他站在那里，整个人像一根绷紧了的弦，隨时可能断掉。
    赵仲春开口了。声音有些哑，像是在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
    “昨天，锦州丟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有人低声说了句什么，有人咳嗽了一声，有人把茶杯碰响了。白清萍坐在那里，一动不动。锦州丟了。她早就知道会丟。从李斌去辽西的那天起，她就知道。锦州是东北的门户，门开了，里面的人就出不来了。瀋阳，长春，整个东北。几十万大军，全完了。
    赵仲春把电报拍在桌上。“共军10月14日发起总攻，15日攻克锦州。范汉杰被俘，卢浚泉被俘，守军十万余人被歼。”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像是在跟谁生气。“东北完了。华北也快了。”
    没有人说话。有人低著头，有人看著窗外，有人在笔记本上乱画。白清萍看著赵仲春的脸。他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她忽然觉得他很可怜。不是那种同情，是那种——看见一个人拼命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却发现稻草也要断了的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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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白清萍去训练班上课。
    教室里坐著四十个学员。她走进教室的时候，就感觉到了异样。不是安静，是那种——压著的、不敢说出口的、快要从胸腔里溢出来的东西。有人低著头，有人看著窗外，有人在笔记本上写著什么，又划掉了。交头接耳的声音此起彼伏，像一群受惊的麻雀。
    白清萍站在讲台上，翻开讲义。“今天讲偽装。”她的声音很平静。
    没有人说话。她开始讲课。讲了不到五分钟，她听见后排有人在低声说话。不是记笔记的声音，是那种——偷偷摸摸的、怕被人听见的议论。
    “锦州都丟了，北平还能守多久？”
    “谁知道呢。听说共军马上就要入关了。”
    “那我们还学这些有什么用？”
    “嘘，小声点。白老师在看著呢。”
    白清萍没有看他们。她继续讲。声音还是那么平静。但她知道，他们说的对。锦州丟了，北平也守不住了。她在这里教他们怎么潜伏，怎么偽装，怎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著。可敌人来了，他们真的能活著吗？她不知道。
    下课的时候，她收拾讲义。一个男学员走到讲台旁边，犹豫了一下，低声问：“白老师，锦州丟了，我们还要继续上课吗？”
    白清萍看著他。“上。为什么不？”
    男学员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低下头，转身走了。白清萍站在讲台上，看著空荡荡的教室。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那些歪歪扭扭的桌椅上的光，落在她脚边。她站了很久，然后走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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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廊里，赵仲春在等她。
    他靠墙站著，手里夹著一支烟，菸灰已经很长了，快要掉下来，他没有弹。看见白清萍出来，他站直了，把烟按灭在墙上的菸灰缸里。
    “白副站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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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清萍跟著他走进办公室。赵仲春关上门，走到办公桌后面，坐下来。他没有请她坐，她也没有坐。两个人隔著办公桌站著。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赵仲春脸上，他的脸在阳光下显得更瘦了，颧骨突著，眼窝凹著。
    “东北完了。”赵仲春说。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华北也快了。我们得想后路。”
    白清萍看著他。“你不是要投傅作义吗？”
    赵仲春苦笑了一下。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嘴角往上扯，眼睛却往下耷拉，整张脸像是被人拧了一把。“傅作义？他自己都快保不住了。三十五军被围在新保安，郭景云要死要活的。傅作义手里没有牌了，他拿什么跟共军谈？”
    白清萍没有说话。她想起李斌说过的话。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是王牌，王牌没了，傅作义就没了本钱。他只能听天由命。赵仲春想投他，投过去也是等死。
    赵仲春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著放在肚子上。他的肚子瘪了，以前鼓鼓囊囊的，现在像是一个泄了气的皮球。“白副站长，你说，我们还能去哪儿？南京？台湾？还是留下来？”
    白清萍说：“你想留下来？”
    赵仲春看著她，目光里有东西在闪。不是试探，不是犹豫，是一种——破罐破摔的狠劲。“留下来，就是等死。共產党不会放过我们。走，又能去哪儿？毛局长不要我了，建丰同志也不会要我。我就是一条丧家犬，谁见了都想踢一脚。”
    白清萍没有说话。她看著赵仲春的脸。那张脸上，有恐惧，有不甘，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绝望，是比绝望更可怕的——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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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白清萍回到住处。
    她没有开灯。她坐在床边，脱了鞋，把脚缩到床上。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板上，一片银白。她抱著膝盖，把下巴搁在膝盖上。
    桌上放著两样东西。一封信，一封电报。信是李树琼从台北寄来的，电报也是他发的。信比电报早几天到，电报是今天下午收到的。她先拿起信，拆开。信纸上只有几行字，她看了很多遍，能背下来了。
    “北平天气转凉，请白副站长注意身体。训练班的学员们还好吗？替我向赵站长问好。”
    她把信纸凑到鼻子前，闻了闻。没有他的气息。信经过太多人的手，早就没有了。她看了几秒，然后放下，拿起电报。
    “白副站长，请代我向赵站长问好。”
    电报单是黄色的，字是黑色的，印在粗糙的纸上。她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问好”。他在延安的时候，他们约定过。“问好”就是“我还活著”。“代我向赵站长问好”就是“我在这里，平安，勿念”。他活著。他在台北，平安。他让她不要担心。她闭上眼睛，把电报贴在胸口。心跳很快。她深吸一口气，睁开眼睛。
    她拿起笔，铺开信纸。
    她想了很久，只写了一句话。“北平的银杏叶黄了，很好看。”
    银杏叶黄了。这是他们在延安时的暗语。那时候他们住在窑洞里，秋天的时候，山上有一棵银杏树，叶子黄了，落了一地。她说：“银杏叶黄了，真好看。”他说：“等胜利了，我们每年都来看。”她没有等到胜利，他也没有。后来他们再见面，是在北平。银杏叶黄的时候，她想起了这句话。“银杏叶黄了”就是“我很好，不用担心”。“很好看”就是“我想你”。他一定看得懂。
    她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下台北的地址，写下他的名字。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画的。她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巷子里很黑，路灯坏了一盏，只有远处街口透过来一点昏黄的光。她站在门口，看著那片光。风吹过来，凉凉的，带著一股乾冷的土腥味。
    明天，她会把信寄出去。他会收到的。他会看懂的。他会知道她还活著，还在北平，还在等他。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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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关上门，回到屋里。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床上。她躺下来，面朝天花板。那道裂缝还在，从东边延伸到西边，像一条乾涸的河。她把信和电报放在枕头旁边，伸出手，摸著那两张纸。纸是凉的，但她的手指是热的。
    她想起锦州。十几万人，被歼了。范汉杰被俘，卢浚泉被俘。那些人在几天前还是活生生的，有家有口，有说有笑。现在，死的死，俘的俘。战爭就是这样。你今天还在喝茶看报，明天就当了俘虏。你今天还在台上讲话，明天就倒在了血泊里。陈教授就是倒在血泊里的。赵仲春开的枪。锦州的消息传来，赵仲春会杀更多的人。他怕。怕共军来了，怕自己跑不掉，怕死。他越怕，就越要杀人。杀人让他觉得自己还活著，还有权力，还能控制什么。
    她翻过身，面朝墙。墙是白的，什么都没有。她伸出手，摸著冰冷的墙壁。一下一下的。她想著李树琼。他在台北，在草山，在那栋日式平房里。他穿著军装，坐在办公室里，面对著空荡荡的桌面。他被监视，被跟踪，被关在笼子里。他给她写信，发电报，说“问好”。他告诉她，他还活著。她也要告诉他，她还活著。银杏叶黄了。很好看。她会活著。等他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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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深了。月光在天花板上移动，从东边移到西边。她睁著眼睛，看著那道光。她想起在延安的时候，也是秋天，银杏叶黄了。她和李树琼坐在窑洞外面，看著那棵银杏树。他说：“等胜利了，我们每年都来看。”她说：“好。”她没有等到胜利，他也没有。后来他们再见面，是在北平。银杏叶黄了，什剎海的画舫漂在湖心，他们坐在画舫里，谁也没有说话。现在，他在台北，她在北平。隔著海，隔著山，隔著保密局，隔著建丰同志。银杏叶又黄了。他不知道这里的银杏叶黄了没有。她告诉他了。他会知道的。
    她闭上眼睛。耳边仿佛响起他的声音。“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她相信他。他从来不对她撒谎。可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那一天。北平到台北，太远了。远得她看不见。
    她翻过身，面朝天花板。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很亮。她把信和电报叠在一起，放在枕头下面。然后把手放在小腹上，轻轻地。她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孩子。也许有，也许没有。她只知道，她必须活著。活著等他回来。活著等那个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的孩子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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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快亮了。她没有睡著。她坐起来，拉开窗帘。窗外，巷子里空空的。那盏坏掉的路灯还在，在风里晃著。她看著那盏灯，看了很久。然后她躺下来，闭上眼睛。
    天亮的时候，她听见窗外有人走动的声音。巷子里有脚步声，噠噠噠的，越来越远。她坐起来，穿好衣服。她把信装进包里，推开门。
    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她还要去训练班。还要见赵仲春。还要在所有人面前装作若无其事。她不能让人看出任何异常。她必须平静。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她心里知道，什么都不一样了。锦州丟了，东北完了，北平守不住了。赵仲春疯了。杨汉庭在暗处。她的肚子里可能有一个孩子。而他在台北，在笼子里，等著她。
    她深吸一口气，走出巷口。经过那个早点铺，豆汁儿和焦圈的味道飘过来，热腾腾的。她没有停。她继续往前走，步子很稳。没有人看得出她昨晚一夜没睡。没有人看得出她心里有多害怕。没有人看得出她快要撑不住了。
    保密站门口，两个便衣在抽菸。看见她，立正点头。“白副站长早。”她点了点头，走进去。走廊里，日光灯管一闪一闪的。她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声音很响。
    她推开办公室的门，走进去，关上门。坐下来。打开抽屉，拿出讲义。然后等著。等九点，去训练班。等会开完，回住处。等天黑，再一个人。一切重复。每一天都一样。
    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手伸进包里，摸到那封信。信封还在，贴著胸口。她把它拿出来，放在桌上，看著它。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信封上，白得刺眼。她看了很久，然后收起来，放进抽屉里。等下了班，她会去邮局。把信寄出去。寄到台北，寄到他手里。他会看到的。他会看懂的。银杏叶黄了。很好看。
    她站起来，拿起讲义，走出办公室。走廊里，赵仲春正从对面走过来。看见她，点了点头。“白副站长，早。”
    白清萍看著他。“赵站长早。”
    赵仲春从她身边走过去。他的皮鞋踩在地板上，噠噠噠的，声音越来越远。白清萍站在走廊里，看著他的背影。她想起他昨天说的那句话。“东北完了，华北也快了。我们得想后路。”他的后路是什么？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自己的后路，只有一条。银杏叶黄了。很好看。她活著。她等著。这就够了。
    她转过身，往训练班走去。步子很稳。每一步都一样长，不快不慢。没有人看得出她心里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