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张卡背后都有一个数字。
    二十万，五十万，一百万。
    最多的一张是三年前，一个煤矿事故的案子，死了三十七个矿工。煤矿老板送来五百万，他判了“不可抗力”，煤矿继续开採。
    五百万，他给儿子在伦敦买了套公寓。
    儿子今年二十五岁，在伦敦读金融硕士，明年毕业。上周打电话来说想留在伦敦工作，需要一笔钱打点关係，大概三十万英镑。
    杨为民算了一下，二百万人民幣，差不多够。
    他需要这笔钱。
    也需要保持“维持原判”的记录——如果这次突然改判，之前那些案子的当事人会怎么想？会不会怀疑？会不会翻案？
    不能开这个口子。
    笔尖落下。
    “杨为民”三个字写得工整，有力，笔画间透著不容置疑的权威。
    签完字，他盖上自己的私章。
    红色的印泥在纸上拓出清晰的痕跡。
    他把判决书合上，放进“已审结”的文件筐里。
    然后拉开最下面的抽屉，拿出那个文件袋，抽出银行卡，对著电脑摄像头拍下卡號和密码，通过加密邮件发给了儿子。
    “爸给你转了笔钱，伦敦那边该打点的打点，別委屈自己。”
    点击发送。
    邮件发出。
    杨为民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办公室很安静，只有空调出风口低沉的嗡鸣。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收钱，是十六年前。
    那时他还是民事审判一庭的审判员，刚独立办案不久。
    接手的第一个大案子，是个工伤赔偿纠纷。一个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在施工时从三楼摔下来，脊椎骨折，下半身瘫痪。工地老板只赔了五万医药费就不管了。
    农民工起诉，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总计八十二万。
    案子很简单。
    证据齐全：有事故现场照片，有医院诊断证明，有劳动局的事故认定书。
    按法律规定，工地老板全责，八十二万一分不能少。
    开庭前三天，工地老板托人找到杨为民，递过来一个信封。
    信封很厚，捏在手里沉甸甸的。
    “杨法官，那个农民工……他其实自己操作不当。我们工地有安全规范，他违规作业。而且他本身就有腰伤，这次是旧伤復发。”
    杨为民打开信封看了一眼。
    五万块钱。
    崭新的百元大钞，用银行封条捆著。
    他当时月工资不到三千。
    五万，是他一年半的收入。
    他想起妻子刚查出子宫肌瘤，手术费要两万。儿子小升初，想进重点中学，择校费三万。
    五万，刚好够。
    “证据呢？”他问。
    “证据……我们可以找工友作证。”工地老板说，“那个农民工平时就爱偷懒，安全意识差。杨法官，您看能不能……在责任划分上，给他定个主要责任？我们象徵性赔点就行了。”
    杨为民沉默了很久。
    他想起那个农民工躺在病床上的照片，瘦得皮包骨头，眼睛深陷。
    但很快，他又想起妻子做完手术后的虚弱样子，想起儿子如果能进重点中学，將来考大学会容易得多。
    “证据要扎实。”他说，“证人证言要形成证据链。”
    “明白！明白！”工地老板连连点头。
    三天后开庭。
    工地老板带来了三个“工友”，证言一致：农民工自己违规操作，且本身有旧伤。
    农民工在轮椅上，气得浑身发抖，嘶哑地喊：“他们撒谎！我根本没有旧伤！他们是一伙的！”
    但没有证据。
    医院的病歷里，没有旧伤记录。
    最终判决：农民工承担主要责任（70%），工地老板承担次要责任（30%）。赔偿金额从八十二万，变成二十四万六。
    工地老板当庭表示服从判决。
    农民工当场哭晕过去。
    二十四万六，扣除律师费、诉讼费，到手不到二十万。而后续的康復治疗、终身护理，每年至少要五万。
    他活不了几年。
    杨为民拿到了那五万块钱。
    给妻子交了手术费，给儿子交了择校费。
    妻子手术很成功，儿子进了重点中学。
    一切都很“值”。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顺。
    职位从审判员升到副庭长，再到庭长，最后到副院长。
    案子越接越大，从工伤赔偿到医疗事故，从合同纠纷到建筑工程。
    信封的厚度从五万，涨到十万，二十万，五十万。
    他学会了更安全的收钱方式：不直接收现金，而是通过远房亲戚开的諮询公司走帐，以“法律諮询费”的名义。
    也学会了更专业的判决技巧：不在实体上明显偏袒，而是在程序上做文章——延长审理期限，要求补充证据，把简单的案子拖成复杂案子。
    等原告方耗不起，自然会接受调解，接受低额赔偿。
    那些因为他的判决而得不到公正的人，那些因绝望而自杀的受害者家属，在他的世界里，渐渐变成了卷宗里的一个名字，一个案號。
    直到三年前，他开始“协助”郑文渊。
    郑文渊代理的开发商案子，到了二审，总会找到他。
    每次都是“维持原判”。
    每次都有“諮询费”。
    杨为民用这些钱，送儿子出了国，在海南买了度假別墅，换了一辆奥迪a8。
    现在，郑文渊死了。
    但案子还在。
    钱还在。
    儿子在伦敦的花销还在。
    杨为民睁开眼睛，看向窗外。
    法院大楼的院子很安静，几辆车停在车位里。更远处是龙城的街道，车流缓慢移动。
    他想起那个瘫痪的农民工。
    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农民工的妻子来法院门口跪过，举著牌子，上面写著“冤”。
    保安把她赶走了。
    后来听说，农民工没钱继续治疗，肺部感染死了。
    妻子带著两个孩子回了老家，再没消息。
    一条人命，五万块钱。
    杨为民当时安慰自己：就算判了八十二万，那个农民工也活不了多久。早死晚死，都是死。
    但偶尔夜深人静时，他会梦见农民工那双深陷的眼睛，死死盯著他。
    他会在梦里惊醒，一身冷汗。
    然后起床，去书房看儿子从英国寄回来的照片。照片里，儿子站在泰晤士河边，背景是伦敦眼，笑容灿烂。
    看著照片，心里的不安就被压下去了。
    值。
    一切都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