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业主群里那几个活跃分子，职业背景都摸清楚了吗？”
    “摸清楚了。有一个是中学老师，有一个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还有一个是快递站点的承包人。”
    “中学老师……”郑文渊想了想，“查查她带的班级成绩有没有造假，或者有没有违规补课。护士那边，找个人去她们中心看病，投诉她態度恶劣，操作不规范。快递站点的承包人，查查他有没有偷税漏税，或者僱佣黑工。”
    他顿了顿，补充道：“不要一次全用上。先挑一个最跳的，用最轻的手段敲打一下。其他人看到了，就知道该闭嘴了。”
    “好的。”
    助理退出办公室。
    门轻轻关上。
    郑文渊靠在椅背里，闭上了眼睛。
    空调出风口发出低沉的嗡鸣，室温恆定在二十二度。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处理”这种案子，是十四年前。
    那时他刚独立执业不久，接到的第一个大案子是帮一家化工厂处理污染致死的纠纷。
    化工厂在城郊，排污不达標，废水流进旁边的村子，污染了地下水。村民陆续有人得癌症，三年死了七个。
    死者家属联合起诉，要求化工厂赔偿並关停。
    化工厂老板找到郑文渊，开价五十万。
    “郑律师，这个案子不能输。输了我要赔几千万，工厂也得关门。我手下两百多號工人，都得失业。”
    郑文渊看了材料。
    证据很充分：环保局的检测报告显示地下水重金属超標十倍；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写明“长期接触有毒物质导致器官衰竭”；甚至有村民拍的视频，化工厂的排污管在半夜偷偷往河里排黑水。
    按法律，化工厂必输。
    但他需要那五十万。
    那时他刚结婚，妻子怀孕，想在市中心买个学区房。首付八十万，他只有三十万积蓄。
    五十万，刚好够。
    他接下了案子。
    第一次去村里见受害家属时，七个死者的遗像摆在一张长桌上。黑白照片里，最年轻的一个才三十二岁，胃癌死的。
    家属们围著他，哭诉，哀求，下跪。
    “郑律师，您一定要帮我们討回公道……我儿子才三十二啊，留下两个孩子，最小的还没断奶……”
    郑文渊看著那些泪流满面的脸，心里有过短暂的动摇。
    但很快，他想起了妻子看中的那套学区房，想起未来孩子能在好学校读书的画面。
    “各位放心，我会尽力的。”他说。
    回到律所，他开始研究法律漏洞。
    发现了一条：诉讼时效。
    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诉讼时效是三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受害之日起计算。
    而最早死亡的村民，是在四年前。
    郑文渊联繫了化工厂老板。
    “让工厂医务室出具证明，就说四年前死亡的村民王大山，当时的诊断是『普通胃炎』，不是癌症。家属是在三年后才从其他村民那里听说可能是污染导致的，所以诉讼时效应该从三年前算起。”
    “可是……王大山的死亡证明上写的是胃癌啊。”
    “死亡证明可以改。”郑文渊说，“找医院的关係，重新出一份。就说当时诊断有误。”
    化工厂老板照做了。
    开庭时，郑文渊提交了新的“证据”：王大山的“原始病歷”显示是胃炎，家属三年后才主张权利，已过诉讼时效。
    法官採纳了。
    王大山案的赔偿诉求被驳回。
    剩下的六个死者家属，看到这个结果，慌了。
    郑文渊趁机提出“调解”：每人赔偿二十万，一次性了结，不再追究。
    家属们犹豫。
    郑文渊让化工厂老板派了几个“工人”去村里转悠，在死者家门口蹲著抽菸，什么也不说，就是盯著。
    三天后，家属们签了调解协议。
    六条人命，一百二十万。
    化工厂继续生產。
    郑文渊拿到了五十万代理费。
    他用这笔钱付了学区房的首付。
    三个月后，妻子生了个儿子。
    搬进新家的那天晚上，郑文渊站在阳台上，看著楼下灯火通明的街道，心里那点不安被夜风吹散了。
    七条人命，换一套学区房，换儿子一个更好的起点。
    值。
    从那天起，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案子越接越大，从化工厂到建筑公司，从医疗事故到工伤纠纷。
    手段也越来越精妙：不再只是利用诉讼时效，而是偽造证据、收买证人、利用程序拖延。他知道怎么让一个简单的案子拖上三五年，直到原告方耗尽积蓄，绝望放弃。
    每贏一个案子，他帐户里的数字就增加一截。
    那些因为他的手段而得不到赔偿的受害者家属，那些因绝望而自杀的人，在他的世界里，渐渐变成了卷宗里的一个名字，一个编號。
    直到三年前，他开始长期为周振邦服务。
    周振邦的御景园项目，从开工那天起就纠纷不断。郑文渊帮他处理了十七起伤亡事故，八起质量纠纷，全部“摆平”。
    最严重的一次，是御景园二期工地塔吊倒塌，砸死了三个工人。
    家属要求赔偿每人两百万。
    郑文渊用了四个月时间，把赔偿额压到了每人三十万。
    他的手段是：先派人跟踪家属，拍下他们“正常生活”的照片——去菜市场买菜，接送孩子上学，周末去公园。然后在法庭上出示这些照片，声称“家属並未表现出过度悲痛，说明死亡並未对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
    同时，他找到其中一个工人的前女友，给了她五万块，让她出庭作证说该工人“有抑鬱症史，曾多次表达自杀倾向”。
    最终，法官认定“工人可能存在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判决施工单位承担次要责任。
    三条人命，九十万。
    周振邦很满意，额外给了郑文渊一百万“奖金”。
    郑文渊用这笔钱，给儿子报了美国藤校的暑期夏令营，六周时间，费用八万美元。
    儿子回来时，英语流利了许多，说以后要去华尔街。
    郑文渊觉得，一切都值。
    现在，周振邦死了。
    但御景园的案子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