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茨，上奥地利州首府，多瑙河静静穿城而过。
    这座以钢铁工业著称的城市，自1923年德奥合併后，便成为新共和国在东南方向的重要工业支点和交通枢纽。
    它的钢铁厂和机械製造厂为全国建设提供著源源不断的优质钢材，它的港口吞吐著来自多瑙河流域的货物。
    表面上看，这座城市的转型平稳而有序：
    容克贵族的地產被分给了农民，大工业收归国有，工人委员会在各个厂区建立起来，新修的人民住宅和学校沿著河岸延伸。
    然而，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总有暗流涌动。
    约瑟夫·迈尔，五十三岁，林茨人。
    他的父亲是製革工人，参加过战前的社会民主党，在世界大战的堑壕里死於法军炮弹。
    他自己十四岁进钢铁厂当学徒，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消息传到林茨时，他是第一批响应號召、组织工人赤卫队的骨干。
    德奥合併后，他被选派到柏林党校学习半年，韦格纳主席亲自给那一期学员讲过三次课。
    回到林茨，他先后担任市人民委员会工业委员、第一副书记，1928年秋当选为市党委第一书记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熟悉他的人都这样描述约瑟夫同志：
    中等个头，面容削瘦，少言寡语，菸癮很重。
    他不像某些干部那样擅长慷慨激昂的演说，也不喜欢在报纸上露面。他的工作方式是一件事一件事地落实，一个人一个人地谈话，一份文件一份文件地批阅。
    工人反映食堂伙食不好，他连续三周不打招呼地到各厂食堂排队吃饭，回来后把工业部长和后勤负责人叫来，摊开一本手写的笔记：
    哪里菜价偏高，哪里分量不足，哪个厂厨房卫生有问题。
    他的妻子早逝，独生女儿在维也纳上大学，他一个人住在老城一套两居室的公寓里。
    1929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约瑟夫同志注意到了某些不寻常的跡象。
    那是三月的一个下午，他按照惯例到市消费合作社联合社听取工作匯报。
    散会后，合作社的一位年轻干事犹豫著叫住了他。
    “约瑟夫同志，有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向您反映。”
    “说吧。”
    约瑟夫站定，点燃一支烟。
    这位干事名叫埃贡，父亲是铁路工人，本人是合作社的统计员。他反映的情况涉及物资调配领域：
    近几个月，某些在配给体系之外流通的工业品——优质工具钢、精密轴承、甚至少量进口仪器——出现在林茨地下黑市。
    数量不大，但来源可疑。
    更让他不安的是，有消息称这些物资与市机械工业部的某个审批环节有关。
    约瑟夫没有声张。他回到办公室，调阅了过去半年市机械工业部的技改物资审批档案，一份一份，逐字逐句。
    这种枯燥如沙里淘金的工作，他做了整整三个晚上。
    第四天凌晨两点，他在编號为l-m-1027的审批单上停下了手指。
    申请单位是一家名为“上奥地利精密零件厂”的企业。
    档案显示，该厂成立於1926年，名义上是生產普通机械配件的企业，1928年完成国有化改造。
    然而约瑟夫注意到，这家工厂的国有化资產评估报告存在明显的疑点：
    其固定资產估值被严重压低，而收购后连续三次申请的技改物资额度，却远超过同等规模企业的正常需求。
    更蹊蹺的是，这些超额审批的物资——尤其是高品质工具钢和瑞士產精密轴承——在该厂的生產报表上，找不到对应的成品產出。
    签字批准这些审批的，是市机械工业部的一名处长。
    这名处长姓冯·艾兴多夫，三十四岁，出身於林茨一个没落的小贵族家庭，德奥合併后经过短暂审查便留任原职，后因“业务熟练、效率突出”被提拔。
    约瑟夫认识他。此人体面、殷勤、言语得体，在各种会议上总坐在不显眼的位置，从不发表尖锐意见，对上级礼貌而周到。
    约瑟夫继续翻档案，发现冯·艾兴多夫的父亲——老冯·艾兴多夫男爵——至今仍居住在林茨郊外一座未被没收的庄园里。
    该庄园在土改时以“家族歷史文化遗產”名义申请了特殊保护，未被分配。
    他开始悄悄收集更多信息。
    四月中旬，约瑟夫通过自己在工人中的旧关係网，找到了一名曾在“上奥地利精密零件厂”工作过三个月的车工。
    这名工人因工伤离职后住在市立医院，约瑟夫以探病名义去见他。
    在病房里，工人告诉他：
    那家工厂的夜班车间，他从未进去过。白天生產的都是普通零件，但每月总有几晚，会有几辆没有標誌的卡车开到后门，装走密封的货箱。
    装卸工都不是厂里的熟人。
    约瑟夫没有立刻採取行动。作为一个经歷过革命、见证过政权更迭的老党员，他清楚地知道：
    在一个旧残余势力尚未彻底肃清的地区，触动既得利益网络，就如同捅了马蜂窝。
    他需要確凿的证据，无可辩驳的铁证。
    五月中旬，约瑟夫以例行工作检查的名义，亲自带队进驻市机械工业部。
    在为期三天的审计中，他指示隨行的监察专员重点审查了近两年所有超常规额度的技改物资审批。
    冯·艾兴多夫处长的办公室，被翻了个底朝天。
    审计结束后，约瑟夫连夜起草了一份长达十七页的报告，详细列举了审批流程中的异常点、物资流向的不明之处、以及相关企业的可疑背景。
    报告的结尾，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初步判断，存在一个有组织的物资盗卖网络，以国有化改造不彻底的旧企业为掩护，將国家配给的紧缺工业原料非法倒卖至黑市，甚至可能流向境外。
    此网络与部分旧贵族残余势力及地方黑恶势力存在勾连。建议立即成立专案组，彻查到底，追回国家財產，严惩犯罪分子。”
    这份报告於五月二十日呈报州党委。两周后，州里批覆：
    同意成立联合调查组，由市里组织实施，州监察委员会派员指导。
    六月初，调查组正式成立。
    约瑟夫亲自担任组长。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无形的压力开始向他涌来。
    先是有人在他办公室门缝里塞匿名信，信纸上只有一句话：
    “老头儿，管得太宽，小心断子绝孙。”
    他女儿在维也纳的宿舍楼下，出现过两次形跡可疑的陌生人。
    接著是市委员会內部的分化：有人委婉地提醒他，冯·艾兴多夫处长的父亲是老贵族不假，但人家是配合土改的“开明绅士”；
    有人暗示他，案子查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过分深挖会影响团结、影响生產、影响即將到来的国际大会氛围；
    甚至有人搬出柏林党校学来的术语，说约瑟夫同志“过分强调阶级斗爭，有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
    约瑟夫没有退缩。
    六月中旬，调查组查封了“上奥地利精密零件厂”的財务档案和仓库。
    六月底，他们找到了那几辆夜间送货的卡车，顺藤摸瓜，在林茨南郊一座废弃的仓库里，查获了价值十五万劳动马克的被盗物资——这是当时已经运出工厂、尚未来得及分销脱手的部分。
    七月三日，调查组传唤了冯·艾兴多夫处长。
    审讯持续了四个小时。起初，这位体面的处长矢口否认，反覆强调自己的审批“严格按程序进行”，指责调查组“干扰正常工作秩序”。
    但当约瑟夫摊开一份份对比表——申请额度与实际產能、进货记录与销售帐目、运输单据与收货签章——他的辩解逐渐变得苍白无力了。
    七月四日凌晨，冯·艾兴多夫交代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自1927年起，他利用职务便利，以虚假技改项目名义，累计批出价值约六十万劳动马克的国家统配物资，经其父亲的老关係网络销往黑市，部分通过特殊渠道流向境外——包括正在经歷战乱和经济崩溃的南欧地区。
    涉案赃款除个人挥霍外，有相当一部分用於资助某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审讯人员追问“志同道合的朋友”具体指谁时，他沉默了。
    七月四日下午，约瑟夫签署了对冯·艾兴多夫的刑事拘留决定。
    同时签署的，还有对其父亲老冯·艾兴多夫男爵庄园的搜查令。
    当晚，冯·艾兴多夫被送往林茨市拘留所。消息传到老男爵庄园时，庄园里正在举行一场私密的小型晚宴。
    晚宴在座的其他客人中，有一位地下保皇党联络员，有两位自称为“商业代理人”的义大利裔男子——他们是几个月前从刚刚统一的北义大利社会主义共和国逃过来的黑手党残余分子，携带著大量赃款和几桩尚未完成的人口与武器走私合同。
    老男爵放下电话，面色铁青地回到餐厅。
    他並没有宣布这个坏消息。晚宴照常进行著。
    但次日清晨，一封加密信件被专人送往维也纳，另一封信件则经由一个复杂的地下交通网，送往了慕尼黑某处。
    接下来的一周，调查工作似乎进入了奇怪的僵持期。